第599章 推廣新糧
原本吵得不可開交的南洋海貿商行分股之爭，最終以江瀚出面一錘定音順利解決。
朝廷占四成、皇室占三成、勛貴合占兩成、剩下一成作為商行賞銀；
這一方案既保住了朝廷對海貿的主導權，又從皇室的份額中分出一成賞賜功臣，安撫了勛貴們的不滿。
文官們無話可說，勛貴們得了實惠，雙方皆大歡喜，此事就這麼定了下來。
而隨著冬雪消融、春意漸濃，時間也漸漸來到了建極二年仲春。
北風漸收，河冰初解，千里平川褪去白霜，新綠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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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春耕大計，也如期而至。
春耕為國之根本，是萬民安生、社稷穩固的第一要務。
二月初二日，龍抬頭，正是天子親耕勸農的日子。
寅時三刻江瀚便早早起了身，換上了一身皮弁服—
這是耕錯禮專用的朝服，最早可追溯至周代，天子親耕籍田時需戴皮弁、著素服，以示躬耕之意，後世歷代相沿不改。
而太子江定朔也換上了一身簇新的朝服，準備隨行前往觀禮。
在整個皇家中，只有皇后不參加耕藉禮，皇后自有其相對應的親蠶禮。
每年春日，會由皇后率領內外命婦祭祀先蠶神嫘祖，並親自採桑餵蠶，鼓勵天下女子勤於蠶桑紡織，以示「男耕女織」的國本傳統。
卯時正，鑾駕出午門，沿御道向南，穿過正陽門，直奔南郊的先農壇而去。
先農壇坐落在永定門內西側，占地足有千餘畝，壇台規制與天壇、地壇並稱。
此時的先農壇上早已擺好了香案、供品和一應禮器，文武百官們也各自按品級列隊，等候天子鑾駕到來。
「天子至矣——
「，隨著內侍一聲聲高唱，鹵薄儀仗浩浩蕩蕩地穿過繚繞香菸，緩緩抵達了先農壇。
禮樂聲中，江瀚牽著太子走下鑾駕，在贊禮官的引導下登上了壇頂。
父子倆接過三柱清香，朝著面前香案上的先農神牌位先後三拜，將香插入爐中，又退後再行一拜三叩之禮。
壇下百官也隨之俯身叩拜，山呼萬歲，聲震四野。
祭拜完神農氏，江瀚隨後便來到了耕籍位。
順天府尹吳熙和戶部尚書趙勝早已等候多時，分別獻上了耒耜與皮鞭。
在太常寺卿的引導下，兩名老農在前牽牛，江瀚則扶著耕犁三推三返，順天府尹跟隨在其後播種。
直到六部九卿與庶人都相繼耕種後，整個耕藉禮才算結束。
禮樂聲再起，首輔趙勝隨即展開一卷明黃綢緞，朗聲宣讀起了天子勸耕詔：「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聞農桑為立國之本，衣食乃萬民所系；春耕失時，則秋收無望；秋收無望，則民生困頓。」
「方今仲春啟耕，土膏微動、萬物生發，四海州縣務必以勸農督耕為歲首第一要務。」
「著令兩京十三省、各州府縣、衛所官吏，即刻下鄉督耕，分發糧種，曉諭百姓，趁時播種。」
「凡怠誤春耕、敷衍職守、剋扣農糧者，一律從重論處，絕不姑息。」
「另，今有玉米、紅薯二種域外新糧，耐旱耐瘠、豐產飽腹，可補中原五穀之缺、絕天下饑饉。」
「玉米已於西南三省、陝西等多地試種，歷經近十載，歲歲豐產、成效卓著，不忌旱地薄土，當廣播於北方諸省。」
「紅薯一物，品性更優，不擇肥瘠，旱澇可存，其形如拳如枕，皮有紅白二色，生熟可食。」
「著令各府州縣擇地試種，災傷之地，由官府統一借發種苗，教授扦插之法，育苗之術，勿使良種空轉。」
「朕躬耕籍田，親為萬民先；凡我赤子，更宜勤力南畝，共致豐年。」
「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天子勸農詔一經頒布，便由六百里快馬晝夜兼程，火速傳布至兩京十三省。
春耕乃一年之重，各地方官府、衛所不敢怠慢，當即便組織張貼皇榜、籌備糧種、督促治下百姓開渠引水、全力推廣新種。
而與此同時，最新一期《大漢月報》也加印了特刊。
月報首版不僅刊載了天子勸農詔，同時還在附刊中輔以大量篇幅，詳細解釋了玉米和紅薯這兩種新糧的生長特性、栽種時節、以及儲藏方法。
這份通行天下的月報，將會成為新朝勸課農桑、推廣新糧的重要幫手。
山西代州，振武衛。
河頭村的曬穀場上，初春的日頭才剛露出一絲微光，一聲清脆的鑼聲便打破了這座小村莊的平靜。
晨霧間，幾個穿著皂衣的差役正敲著銅鑼，扯著嗓子朝四鄰喊話：「村裡的父老鄉親，各家各戶趕緊都往曬穀場來！」
「陛下開恩，朝廷降旨，免息出借域外新糧，大伙兒趕緊來村口登記造冊、
領糧種！」
「手腳麻利點，過時不候！」
聽見鑼聲，村里各家還沒睡醒的，被這突如其來的動靜一激，立馬就從炕上爬了起來。
聽說是朝廷要發放糧種、推廣新糧，鄉民們立刻來了精神，甚至鞋都顧不上提，趿拉著便火急火燎地朝村口奔去；
而原本扛著鋤頭準備往田間地頭去的莊稼漢們，也紛紛調轉了方向，跟著人流往曬穀場的方向趕。
不到半刻鐘的工夫，村口的曬穀場上便圍滿了村民，個個都踮著腳尖，想看看朝廷又有什麼新玩意兒。
等到鄉民們都差不多到齊後，前頭為首的差役才放下銅鑼，朗聲道：「鄉親們！聖上有旨，今年要在咱河頭村推廣兩種新糧——玉米和紅薯。」
「玉米大傢伙兒應該不算陌生，朝廷早在十年前就曾在西南等地大規模推廣種植，成效頗豐；咱們山西也有不少地方在種這玩意兒。」
「而唯獨只有紅薯這一類，是未曾在北方見過的。」
「這紅薯又叫甘薯、番薯，顧名思義，是從域外番邦傳來的一種奇物！」
說著，他從一旁的同僚手中接過來了一坨紅薯，在眾人眼前晃了一圈：「據說這玩意兒畝產可達千斤，比稻穀麥子強了不知多少倍！」
「而且它不挑土質，極耐乾旱，就算是山地、沙土裡也能種植；生吃熟吃都行，不僅能磨粉，還能用來釀酒。」
「除此之外，這紅薯的嫩葉青藤也能當菜吃，用來餵牲口也是一等一的好東西！」
「如今聖天子體恤我三晉受災不淺，土地貧瘠、多旱少雨，因此特下恩旨，命官府免息出借糧種，教授百姓栽種。」
聽了這話，人群里頓時傳來了一陣騷動。
幾個提著鋤頭的老農更是擠到了最前頭，半信半疑地追問了起來：「官爺，您說這紅薯————真有這麼神？能畝產千斤？」
「咱種了大半輩子的地，還從來沒聽說過哪樣莊稼能收穫這麼些糧食：」
「放以往時，就算是最好的年景，麥子也就只能收個百十來斤，您不會是在騙咱們吧？」
此話一出，圍在四周的鄉民們也紛紛跟著附和起來：「就是，種糧可不是鬧著玩的。」
「要是吹得厲害，到頭來種下去沒收成，那咱一季的口糧可就全搭進去了。」
「再說了，這番邦來的玩意兒，誰知道合不合咱們山西的水土？」
百姓們有所顧慮是正常的。
紅薯雖然高產，但傳入大明的時間並不算久，只有三四十年而已。
萬曆二十一年，是福建人陳振龍冒著殺頭的風險，將薯藤絞入吸水繩中，才總算從呂宋將這一高產作物偷偷帶回了福州。
雖然經過福建巡撫金學曾大力推廣、以及徐光啟著書引種，但紅薯的傳播也終究只局限在福建、廣東、江南等沿海地區。
朝廷從未正式將其納入正糧，更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推廣，北方的百姓別說親眼見過，連聽都沒怎麼聽過。
這個時代的信息傳遞本就遲緩，再加上福建、廣東地處偏遠，又有群山環繞阻隔，所以才導致了這等高產作為難以推廣開來；
再者，番薯本屬於熱帶作物，藏種困難，怕濕怕凍，越冬留種在北方是個大難題。
沒有朝廷自上而下的大規模推廣，只靠民間自發傳播，這玩意兒要從福建傳到山西，少說也得幾十年的工夫。
而事實上，番薯真正在山西大面積推廣，已經是乾隆年間的事了。
如今河頭村的百姓們連聽都沒聽過這東西，頭一回見著，心裡犯嘀咕才是正常的。
再加上這幾年兵荒馬亂的，大夥幾都吃夠了苦頭；官府雖然比前明時靠譜了不少，但誰也不願意拿一整年的收成，去賭這番邦物產能在自家地里開枝結果。
面對鄉民們此起彼伏的質疑，那官差不慌不忙地從兜里掏出了一份《大漢月報》，在眾人面前抖了抖，大聲道：「聖天子金口玉言、令出必行，又何曾欺瞞過你等？」
「都看好了，這上頭白紙黑字可是寫得清清楚楚！不僅記載了新糧的特性、
栽種成效等、還寫明了儲藏以及留種等一應事宜。」
「你們不相信我等小吏，難道還信不過官報？」
見到月報上的紅彤彤的官府大印，在場的一眾村民才總算打消了些許疑慮，紛紛擠到最前想看個清楚；
可奈何山野村民大多目不識丁，望著滿紙墨字皆是一臉茫然，議論聲也愈發紛亂嘈雜。
為首的官差見狀也頗為無奈，正打算開口通讀一遍時，卻聽人群後方突然傳來了一聲粗獷的喊聲：「都讓一讓！讓一讓！」
「咱村里私塾的陳先生來了！讓陳先生給咱讀一讀報！」
說話的是孫峰，而他口中所謂的陳先生，正是化名為「陳懷民」的崇禎皇帝朱由檢。
一聽這話，原本還嘈雜不堪的人群頓時安靜了下來。
擁擠的鄉民們自覺讓開了一條小道，將目光齊刷刷地投向了後方那個穿著青布直裰的瘦高身影。
朱由檢穿過人群，在那幾位差役面前站定，略略拱了拱手：「上差有禮了，不知可否將這月報借給草民一觀？」
為首的官差自然認得他，見總算來了個識字的，他也樂得清閒，索性便將手裡的《大漢月報》遞了過去：「本官連說許久，口乾舌燥，既然是陳先生來了那就勞煩你給大傢伙兒念一念，講講這番薯具體該怎麼栽種。」
朱由檢謝過官差，接過月報展開一看。
頭版是天子的勸農詔，明令天下州縣官吏要以勸農為第一要務，並在兩京十三省推廣玉米、紅薯兩類新糧。
而詔書之後，則是整整占了兩個版面的附刊，上頭清晰地記載了紅薯的生長習性、栽種時令、扦插方法、收刨儲藏等一應事宜；
甚至還有天子親筆題寫的窖藏法和干薯制粉法，羅列詳盡，面面俱到。
朱由檢看著眼前的月報，塵封多年的記憶也瞬間涌了上來。
說實話，他對這紅薯並非毫無印象。
昔日他高居九五、執掌大明江山之時，時任次輔、禮部尚書的徐光啟就曾上書，建議自己大規模推廣番薯，以此抵禦災荒、安撫流民、充盈倉廩。
為了勸服朝廷推行新政，徐光啟特意將自己早年撰寫的心血之作《甘薯疏》
重新謄寫上奏，並在其中詳細總結了「甘薯十三勝」。
不擇地、省肥力、耐乾旱、易貯藏、生熟可食、藤葉可飼畜、畝產數倍於五穀等等——
洋洋灑灑，考證翔實，字字句句都是經年累月親手試種出來的經驗之談。
可當時崇禎五年，恰逢登萊之變，孔有德、李九成叛亂，山東戰火連天；朝廷上下的所有注意力都被牽扯到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叛亂里。
彼時內閣首輔周延儒、以及次輔溫體仁正斗得如火如茶，黨爭攻訐不斷，中樞的精力都耗在互相拆台上，哪裡顧得上一道勸農奏疏。
百官相互推諉敷衍、塞責了事，於是這封奏疏就這麼石沉大海，淹沒在了紛繁雜亂的軍報和彈章之中。
再加上朱由檢本就生性多疑，剛愎自用，驟然聽聞有「畝產數千斤」的番邦奇物，他的第一反應便是有人弄虛作假、妄圖欺瞞聖聽。
抱著這樣的心態，於是他便將徐光啟給打發去了欽天監，專心修訂曆法。
時隔數年，滄海桑田，江山易主。
如今朱由檢看著手裡這份月報，是越看越眼熟「栽種宜用藤條，不宜用種籽」
「藤長一尺五寸，截為三段，每段斜埋入土三寸、行距二尺，株距一尺」
「收穫前半月停止澆水，則薯塊甜而耐藏」
這上頭的記述，分明就是出自當年徐光啟的手筆。
他攥著月報的手有些顫抖，心中更是充滿了悔恨與酸澀。
假如官報上所言非虛，這紅薯真能畝產千斤；假如自己能放下猜忌，正視勸諫，早早在北方諸省推廣新糧，那西北、中原的災荒會不會就能有所緩解？
有了新糧，那些活不下去的邊軍、流民是不是就不會鋌而走險、揭竿而起，以至於傾覆大明三百年基業？
可世上沒有後悔藥，也沒有那麼多假設。
但朱由檢轉念一想，又覺得有些匪夷所思。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水土異也、物性易也，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甘薯原產於域外番邦，為何這位新朝天子敢如此篤定，此物能在中原南北迥異的水土中同樣生根發芽、豐收無虞？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物產也是同理，福建廣東能種的糧食，到了山西陝西未必就能活。
萬一真出了什麼岔子，導致新糧減產絕收，豈不是白白耽誤了一年農時？
屆時萬民失望、朝野非議，新朝在天下百姓心中的威信，豈不是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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