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明十年（公元315年）三月上旬，隨著太子劉承前往成都祭祖的消息傳出後，天子又在朝堂中頒布了正式的詔令，號召群臣同心協力克復中原，史稱《與百官議平中原詔》，其文曰：
「朕以不德，興兵立業十有餘載，幸賴祖宗遺澤，君子竭誠，將士用命，朕方能還國巴蜀，削平東南，南抵交越，北復汝穎，廓清河洛，是以漢室有中興之望，社稷逢少康之期。朕每念之，慨嘆盈懷，感愛犧牲。」
「然天下未平，河朔未清，東有胡賊石勒，窮凶極逆，禍肆河朔，西有匈奴劉聰，逞凶秦川，以致於齊民塗炭，煎困仇孽，致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百姓受灰沒之苦，中原有黍離之哀。每惟此難，不遑啟處，惟有撫劍北顧，臨紙惆悵。」
「今江南未豐，萬民苦役，然方之古人，尤為未儉。秦末有謠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高祖斬蛇興業，眾不及千。況以我二十四世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巴蜀鹽鐵之饒，隴上金馬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必能言勝。」
「故朕戰意已決，志在中原，望內外百官齊力同心，懷仁抱義，罹其酷禍，心存倒懸。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並詔御所供，凡九親供給，眾官廩俸，權可減半。以此抑絕華競，整兵經武，而諸公當運孫吳之籌，獻尚父之略。待克服中原，武揚八荒，大議功勞，俸祿倍返。」
除去那些藻飾之辭，這封詔書的意思其實很簡單，主要有三個核心，前面兩個意思劉羨已經再三表態過，一是希望朝野能夠上下一心，顧全收復中原的大局，不要再無事生非；二是選擇廣開言論，允許所有臣子就北伐一事向朝廷獻策建言。
而第三個意思就比較罕見了，天子竟然直接通知宗室公卿，為了攢齊軍費，朝廷將在這一年大幅削減開支，許多節慶將不會舉辦，甚至官員公卿的俸祿都要減半，以將朝廷的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到軍隊中，確保明年的戰事能夠順利推行。待天下平定後，朝廷會將這些支出又加倍奉還。
這真是天子復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舉動，也正因為這樣前所未有的政策，才能讓眾人感受到天子一往無前的決心。以致於在如此觸及百官利益的狀況下，竟然沒有一人上表反對，反而是紛紛為北伐進行獻策。
這些建議的質量可謂良莠不齊，角度也千奇百怪。或言外交，或言後勤，或言練兵，或言徭役，但百官的意圖都非常明顯，哪怕是不知道該寫些什麼，至少也要向天子表一番忠心，以證明自己絕不會反對北伐大計。當然，私底下也有不少人議論腹誹，懷疑天子是否有些小題大做，因為在他們看來，石勒此人似乎也沒有打過多少硬仗，雖然疆土甚廣，但在天子遇到的諸多對手中，也就平平無奇，何至於如此鄭重其事呢？
但這其實是外行人的看法，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石勒既能夠不動聲色地全取他人之國，在劉羨看來，這就說明了石勒在用兵的境界上已經臻至大成。至少他對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的判斷，都已經達到了分毫不差的地步，這才能夠輕而易舉地入主大興。且石勒也不是沒有打過硬仗，不然的話，他如何可以越過王浚，折服那些桀驁難馴的鮮卑人呢？
更何況從見到石勒的那一天起，劉羨就知道他的天份超乎尋常，因為他當時雖不受任何教導，可性格卻疏曠開闊，有如大江明月，極有高祖劉邦之風。若是石勒也姓劉，劉羨毫不懷疑他會取得最高的成就，甚至在心中替他惋惜，可令劉羨沒想到的是，即使石勒只是一個在胡人中也地位卑微的羯胡，竟然也走到了今日這一步。
一個是漢室傳承至今的正統後裔，另一個卻是當世最肖劉邦的精神傳人，這對決就如同宿命一般，令劉羨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來應對這場挑戰。
而想要戰勝挑戰，無非要做好兩個方面：一是準備物資，二是敲定戰略。
劉羨現在正在做的，就是為來年的大戰準備軍資。
軍資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糧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沒有足夠的糧草，就無法派出大規模的軍隊。而去年的中原百日對峙對於荊州的糧秣可謂消耗極大，使得官方倉署里並沒有留下多少存糧。若是僅靠這一年的賦稅積累，恐怕也很難湊齊足需的糧秣。因為劉羨心中已有預感，此次戰事涉及數州，恐怕絕不是幾個月就會結束的，哪怕打上兩三年也絕不奇怪。
所以劉羨打算從多方出手，既節流也開源。節流的方式自不必多說，他已頒布詔令公之於眾，甚至使出了減俸這樣的手段。但節流終究只能作為輔助，最重要的還是開源。
而開源的本質便是加稅，極其考驗政府的技巧，直接攤派賦稅，肯定會引起百姓大眾的不滿。所以應該儘量維持原有賦稅不變，採用創收的方式，將民間流通的糧秣收攏到官方倉署中。只要這種方式足夠隱蔽且得當，就能引得大眾配合。而盧志總結過往的政策經驗，認為得當的方式無非就是兩種，即鹽政與捐爵。
自從管仲提出「官山海」的概念以後，鹽政一直以來就是朝廷不可或缺的一大收入。因為人不可能不吃鹽，而官府一旦將食鹽壟斷，和平時賣鹽就是暴利，戰亂時就是一大武器。想當年劉羨在進軍漢中之初，就曾一度為漢中的缺鹽而困擾。後來雖說以占據鹵城的方式解決了這一燃眉之急，可巴蜀以井取鹽的方式，仍然使得巴蜀、南中乃至隴右的鹽價居高不下。
因此，盧志建議劉羨今年在揚州與淮州增設鹽場，然後再到益、寧、秦、涼之中大肆賣鹽，以換取軍資。尤其是益州，作為劉羨最先平定的地區，益州遠離戰亂已經幾乎十年了，這使得益州民間擁有最多的儲糧，只要能用稍低的鹽價將這些儲糧給置換入倉署，便能解決許多糧秣問題。
當然，這一招對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江州、揚州等地大概無效，所以盧志便主張進行捐爵。畢竟中下游地區中，尋常百姓大概是沒有多少儲糧的，有糧的多是一些大戶。那便不妨因地制宜，按照漢武帝時期的先例，允許他們用錢糧買爵，只要是參護以下的勳爵，朝廷都可以折價出售。
這有幾方面的便利，對於江揚門閥來說，朝廷已經開始推行新政，即將觸及到他們的根基，可在經歷揚州之亂後，他們卻無力與朝廷進行對抗，即使坐擁大量的財富，也只能眼睜睜看著朝廷對自己下刀。但朝廷若是放開捐爵，便給了他們一條途徑，不用參軍，便可以用現有的錢糧換取一定的特權，將原本非法的超額莊園變成合法的免稅田地，雖說這有一定的限度，但總好過直接被一清到底，也有了些許做官的途徑。
而對朝廷來說，這也算得上是一舉三得，既減輕了在江揚兩州推廣新政的阻力，同時也能在短時間內獲取大量的糧秣，甚至還能加強當地門閥對朝廷的認同感。何樂而不為呢？唯一的缺陷可能便是會導致新政不徹底，不過凡事也有取捨，獲取戰爭的勝利便是最大的正義，倘若打不贏收復中原的戰事，一切都將成為空談。
劉羨對於盧志獻上的兩策都深表贊同，因此他當即將增設鹽灶一事交由營尚書薛興負責，又在尚書台中增設鹽部郎，專門負責監察執行鹽政。捐爵一事則交給尚書右僕射周玘，讓他與戶部尚書阮放協管。根據樂觀估計，只要這兩策能行之有效，加上推行新政後增加的賦稅收入，便足夠朝廷同時支撐二十萬大軍進行長期北伐。
而解決完糧秣問題後，接下來需要解決的便是甲仗輜重。
甲仗的問題尚好解決，這些年朝廷並沒有大的折損，去年長期對峙也沒有與石勒進行真正交戰，所以關於甲仗的消耗不大，且大規模落實軍坊制度後，維護甲冑的成本也因此平攤給底層軍士，這使得全國帶甲的將士已經超過三十萬，雖說質量有好有壞，但憑藉這個數量，就足以令所有勢力觸目心驚。
可老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那就是軍中實在缺馬。雖說李矩已經上表過，就目前來看，漢軍的騎師和東胡賊騎師仍有差距，但北上中原，沒有馬隊是萬萬不行的，否則這將令東賊的騎兵愈發肆無忌憚。
劉羨其實也料想過這一點，早在復國之初，他便在漢中乃至武都等地設置馬苑，可也只有這兩處能有少許成功，後面便沒來得及大規模推廣。這主要是因為在遷都義安之後，為了統一江南保障江防，水師的重要性自然提升到馬政之上，加上當地水患頻發，馬匹也確實難以適應江南的氣候，使得原定以軍坊制為基礎推廣的馬政一拖再拖，至今尚未來得及落實。
好消息是朝廷已經實控了秦州與涼州這兩處產馬重地，可即使如此，欲要與背靠兩大鮮卑、兼有河北馬苑的石勒對敵，還是相形見絀，更何況朝廷還要留守部分騎兵來防備趙漢，兼具震懾境內的羌氐雜胡，這就愈發捉襟見肘了。
所以斟酌之後，劉羨決定啟用寧州邊境的大量滇馬與西羌馬，論在廣袤無垠的平原上驅馳，這些矮腳馬肯定比不上秦涼馬與河朔馬，可南征之行讓劉羨明白，至少這些馬匹耐力很足，而且不挑食，很好養活。就算做不成戰馬，做馱馬來保障後勤也不錯，或者用作副馬來裝載甲冑，這樣至少可以將更多的秦涼大馬解放出來充作戰馬。
此時征西軍司魏浚已經向朝廷遞交了一份詳細的馬冊，他聲稱秦涼益三州總共有牧馬二十一萬九千二百匹，刨去種馬、幼馬與充作馱馬的老馬，合格的戰馬大概有十二萬三千匹，而維持本地的防禦需要，又大概需要四萬騎兵，所以經過計算後，關西能直接供給朝廷的戰馬，預計在五萬匹左右，能武裝大約兩萬名騎兵。
而劉羨將自己的設想以帛書發到上邽，令楊難敵他們商榷此事的可行度。到五月份，楊難敵回信稱，認為此事可以實行，涼州刺史李鳳本就是前寧州刺史，對南中的情況極為了解，以寧州前年的狀況來看，滇馬亦約有十萬之數，調四五萬匹滇馬與秦涼馬配合，再買萬匹西羌馬，劉羨麾下便大概能維持四萬騎兵的規模，在戰場上也就足用了。
不過朝廷既然想調大兵北上，想要靠馱馬支撐後勤肯定是不現實的，還是需要依靠漕運。既然要用到漕運，自然也少不了水師，這本來就是此前已經確定的大略方針。只是考慮到中原的水情與大江大不相同，在淮水以北的廣大區域，各條河流無不是秋季落潮，冬日結冰，用大船北上，極其容易擱淺。
恰好老一批的戰船已經到期腐朽，朝廷又要造一批新船。所以在劉羨想來，那不如乾脆重新設計一種新船，底子還是艨艟艦，但是要適應新的環境，且有攻守兼備的效果，以應對在中原戰場上的各種突發情況。
劉羨將這個任務交給了長沙都尉張奕與衡陽都尉朱伺，因為他們對造船都頗有造詣。張奕是出身原湘州軍，雖不善作戰指揮，但極有奇思妙想，他為樓船設計的拍杆令劉羨記憶猶新，確實是縱橫江河的利器。朱伺則是船匠世家，造船經驗豐富，此後又隨軍作戰，在步戰上頗有造詣，知道如何將設計與實戰結合。有這兩人搭檔，劉羨相信，一定能達成自己的期望。
也是在五月，張奕與朱伺各交出了一款新船。
張奕認為北方的河面寬度不夠，流速又較慢，容易遭受陸地上的攻擊，那就有必要縮短船寬，給船隻更多的靈活性，並設法加強對槳手的保護。因此他設計出了輪槳艨艟，即艨艟分為上下兩層，普通軍士在上層船艙進行攻擊，槳手完全保護在下層船艙內，用車輪捆綁船槳，繼而用踩踏車輪的方式來搖槳，這樣比尋常搖槳要省力許多，也安全許多。
朱伺的想法則更為簡單，他聽聞車營在中原的表現極好，便以偏廂車為核心專門打造了子午艨艟艦。一艘子午艨艟可以嚴絲合縫地裝載三架偏廂車，成為艦體的一部分，在河面上時偏廂車可以加強船體的防禦，一靠岸便能迅速推下岸進行作戰，且車營的弩機與艨艟的弩機可以互相拆卸，真可謂是物盡其用。
劉羨對此照單全收，認為兩種船隻進行混搭，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便讓他們加緊趕工，最好在明年二月之前造出五百艘新船，那將是他計劃發動北伐戰事的最後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