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翻身!」
看守的軍警每半小時就將監房裡的學生們喝醒一次,檢查死活。
偶爾有人睡得沉,怎麼叫喚也不動彈,軍警便抽出警棍在鐵柵欄上叮鈴哐啷敲起來。
陳言迷迷糊糊地熬了半夜,突然聽得吱嘎一聲,一雙粗暴的大手將他從炕上拽起來,用粗糙的麻繩反捆雙手。
「你們這是要幹什麼?」有學生質問。
軍警黑著臉,落下兩個硬邦邦的字:「轉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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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人被縛住手,兩人捆成一組,由一個長官和七八個軍警押著步行轉運。
胡同里沒有路燈,軍警或舉著紙糊竹骨燈籠,或提美孚煤油燈,長官綴在後面,握住隊伍里唯一的手電筒,左右探照。
鑽出七彎八拐的胡同,來到一條坑坑窪窪的主路上,這裡開始出現路燈,但不多。
陳言被風吹得有些發抖,其他學生都是長衫短褂,在白天有些悶熱,晚上正合適,他只穿了一件短襯衫。
1919年的北京城,電路燈剛初步布設,並不完全普及,煞白的燈明暗交替,有時完全不見光。
長官很愛惜手電筒,只在漆黑無光的地方使用。
一路上,軍警腰裡別著的軍刀咔咔地響,不知名的鳥類偶爾發出尖細的咕咕叫,令人頸背發函,野貓發出嬰兒的哭聲,在胡同里流竄。
穿過幾條街,眾人拐進一個胡同,也就是此次押解轉監的終點——
「京師警察廳」
這是一座幾進幾出的院落,比步軍統領衙門要寬敞些。
軍警把陳言他們交給一群穿著土黃色制服的警察,押到院裡的一處屋子。
警察廳多少要文明些,沒有給他們來一套下馬威。
他們被關進一座大監房,裡頭只有一張炕,不少人已經睡下,加上他們,總計有三十二個,除了陳言,都是北京高校的愛國學生。
陳言笑著對許德珩說:「許兄,現在可以叫「同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了。」
被捕學生橫七豎八躺在地上,炕上只睡了兩個人,身量相當瘦小。
陳言也不願上炕,跟許德珩尋了一處空地,許德珩將長袍外的短褂脫了,兩人背靠背躺下,把疊了兩次的短褂枕在頭下,勉強算個枕頭。
這裡的環境不比步軍衙門的好,但警察不會巡夜,總算能好好睡上一覺。
監房裡仆鼾連天,不消片刻,陳言也加入其中。
翌日,清晨。
三十二人被帶到前廳,有大人物前來慰問——吳炳湘,京師警察廳總監,整座北京城近萬名警察的最高長官。
吳炳湘身穿藏青色絲質長衫,外套灰色棉馬褂,頭戴圓頂黑禮帽,眉毛又細又淺,眼睛不大,蓄著八字鬍,對被拘的學生和顏悅色,軟硬兼施。
他聲稱,昨日拘捕,實非其本意,希望諸位同學暫忍數日,待他從長計議。
又表示:只要他們肯指認打人或放火的元兇,就能全須全尾地出去。
然而被捕學生不為所動,面對警察頭子也無所畏懼。
有人當面質疑:「愛國何錯之有,為何要拘禁我等!」
更有人接著質詢:「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出賣青島,罪不容誅,總監為何不究其罪,反倒拘捕我們愛國學生?」
還有人揭開北洋政府的黑歷史:「昔日公民團衝撞國會,痛毆議員,警察廳為何視而不見?」
這些愛國學生都是進步知識分子,關心時政,又機敏能辯,慷慨直言,這位「廳長」雙拳難敵四手,招架不住,堆笑的臉維持不住,只能悻悻而歸。
臨走前,吳炳湘喚來一位警長,吩咐警察廳對學生們好生看護。
此後兩天,警察廳騰出三間監房給學生們住,每間房裡有三張炕,學生們終於實現了「床位自由」。
在夜間,他們也可解手,無必以房裡的尿桶解決,只是次數受限,便溺皆受監視。
中午,他們有一個小時的放風時間,可以自由走動,上獨立廁所。
警察廳給了每個學生每天八分錢的餐標,與巡警同一標準。
午、晚餐時,學生們便跟警察圍坐幾張桌子,吃同樣的飯,向警察灌輸一些「愛國無罪」「匹夫有責」「寸土必爭」的思想,聽得他們連連點頭,十分認同。
另外較為苛刻的地方在於全天審訊,每小時都有學生被單獨提審,一個學生被幾個司法警察輪流盤問。
不過,他們身上沒有火柴、汽油之類的物證,又找不到可靠的人證,學生內部也相當團結,每個人都堅稱自己沒放火打人,也沒看到誰放火打人。
審訊毫無進展。
在此期間,陳言趁午晚餐及放風時積極接觸其他被捕愛國學生,交流關於山東問題、學生潮、新文化運動的看法。
他知道言多必失,只撿一些總結性的觀點輸出。
討論山東問題時,他斷言「英日勾連,美國妥協,此次和會山東利益斷無法保留,外交使團將拒絕簽字,山東問題日後有再解決之機會」;聊到學生朝,他表示「愛國學生是民國最進步的群體,有北京的學生表率,全國各界必景從」;提起新文化運動時,他又評論「新文化運動實乃東方之文藝復興」。
他自信滿滿地分析,最多再關兩天,警察廳就會放他們出獄,讓其他學生少了幾分焦慮。
在其他學生眼中,陳言對政治經濟格局的看法高屋建瓴,話不多,卻時常有犀利觀點,但他對時事新聞又知之甚少,這在無形中坐實了他編造的「南洋歸國華僑」身份。
特別是跟他住同一個房間的許德珩——現在陳言稱他為「楚生兄」,楚生是他的字,在陳言透露出想託庇北大圖書館後,更是拍著胸脯保證把他引薦給李守常先生。
這兩天,陳言一直在思索,他知道自己沒有身份,是個經不起查的黑戶,必須藉助這次「同窗」的機會,博取其他人的信任。
所謂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成了真相,這些學生運動的先鋒,往往具有超常的影響力,其中有些人更是會走進革命黨、工農黨,身居高位,有他們背書,自己的身份即使是編造的,也萬無一失。
而進入北大圖書館,則是他在民國苟全性命,乃至乘風而起、扶搖直上的第一步。
被捕第三天,有警察遞給他們一份昨天的《益世報》,整整兩個版面都在討論五月四號的學生愛國遊行運動。
有社評《為被拘學生請命》,請求釋放被捕學生。
一篇《學生界之大示威》不僅完整報導了學生們的義舉,更是用兩行粗體鉛字詰問賣國官僚:
「人心不死、天道好還、賣國諸公、頗知懺否」。
更有《婦女界示威之運動》《山東人力爭之主之來電》,展示了全國各地、各界、各階層人民寸土不讓、一致對外的堅定決心。
學生們紛紛傳閱,高興極了,不僅為自己得到聲援認可而高興,更是為全國各地人民能夠團結一致而高興。
有學生對陳言說:「陳兄,照這樣子,看來我們真能如你所說,安然離開了。」
許德珩更是感嘆:「陳兄說的「民族同心日」,想來就在今日了。」
公元1919年,民國八年五月七日,被拘警察廳兩天兩夜的陳言等人終於被宣布釋放。
然而,警察廳反覆請他們離開,他們仍然不肯走出大門,以此作無聲反抗,宣洩這幾天所受的委屈。
各高校前來接人的隊伍在外面圍了個圈,還有幾個大報的記者在捕捉一手新聞,不少老百姓踮腳伸腦袋遠遠地看熱鬧。
學生們在警廳門口站了許久,人越聚越多,連吳炳湘都驚動了。
這位圓滑世故的兩面高官可謂苦口婆心、低聲下氣,先請外面接人的學生前來勸慰,又令手下搬來3箱禮炮,以炮響開道,被拘學生們這才施施然走出警察廳,不像被釋的嫌犯,倒像是勝利者。
外頭的記者在本子上不停記錄,當天就能炮製出一條頭版新聞,狠狠打政府的臉。
警察廳的門口停著十來輛接人的小轎車,北大調來了三輛,許德珩拉著陳言鑽進其中一輛車,幾人堪堪擠下。
轎車緩緩駛離青磚灰瓦的胡同,車上有紙筆,陳言要來一,提筆寫下獄中和詩。
就在寫下第一個字的時候,陳言感受到胸口一股熱流幾乎要噴薄而出,一股奇異的觸感湧上心頭。
寫下最後一句話「收拾新河立新邦」後,陳言忽然福至心靈,閉上雙眼,他感到自己在不斷縮小,心神向胸膛深處不斷下沉。
忽然,他看到無盡混沌之中,有一團渺小微弱的光,形似心臟,表面浮著幾十個字,像是有螢火蟲一般飄來飄去,正是他剛剛寫下的和詩。
這顆光團,正是他方才覺醒的力量——
「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