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蘭的新交代是在下午開始的。不是她主動要說的，是趙春梅去了拘留所，跟她坐了半個小時，什麼都沒問，只是坐在那裡。王桂蘭先開了口。她說那口井不是杜德昌一個人填的，她幫了忙。杜德昌把東西倒進井裡，她在旁邊遞石灰，一層一層地遞，一層一層地蓋。她不知道那些東西是什麼，但她知道不是好東西。石灰的味道太重了，蓋住了別的味道，但她聞得出來，石灰底下有別的東西。她沒有問，因為她不敢知道。
趙春梅把這段錄音放給蘇棠聽的時候，蘇棠正在辦公室里整理材料。錄音機是那種老式的盤式錄音機，磁帶轉得很慢，王桂蘭的聲音從喇叭里傳出來，又細又扁，像被壓扁了的鐵絲。蘇棠聽完之後，把磁帶倒回去，又聽了一遍。王桂蘭說「我不知道那些東西是什麼」，這句話她說了兩遍。第一遍說得很快，像背書；第二遍說得慢了，每個字之間都有停頓。說第二遍的時候，她已經在說謊了。她知道，她一直都知道。從一九七五年她哥哥王桂生失蹤的那天起，她就知道了。
蘇棠把錄音機推到一邊，繼續整理材料。牆上的卡片已經撤了大半，剩下的幾張都是待確認身份的信息。林曉東的卡片已經撤了，換上了一份DNA鑑定報告的複印件。報告的最後一行寫著：「經比對，井底遺骨編號J-7與林曉東母親張秀蘭血液樣本DNA符合，確認系母子關係。」
趙春梅從外面進來，把一份新到的材料放在蘇棠桌上。是林曉東母親張秀蘭的住址和聯繫方式。蘇棠把那張紙拿起來看了看，紙上只有幾行字：張秀蘭，女，四十三歲，江城市被服廠工人，住址在城北工人新村。蘇棠把那張紙夾進筆記本里，合上筆記本，站起來。
周建國在走廊里碰到她，看了她一眼，問她去哪。蘇棠說去找林曉東的母親。周建國沒有攔她。她騎著車，往城北去了。工人新村在被服廠後面，幾排灰磚平房，牆根長著青苔，屋頂的瓦片缺了好幾塊，用油毛氈補著。她問了路，找到張秀蘭家。
門是木頭的，漆皮剝落了一大片，門框上貼著一副褪色的春聯，橫批是「四季平安」。蘇棠敲了三下，沒有人應。她等了一會兒，又敲了三下，裡面傳來腳步聲，拖鞋在地上蹭著，沙沙的。門開了一條縫，露出一張臉。四十三歲的女人，看起來像五十多歲，頭髮花白了，扎著一個低低的馬尾，臉上的皺紋很深，尤其是眼角和嘴角，像刀刻的一樣。她的眼睛腫著，眼眶下面有一圈青黑，像是很久沒有睡過覺了。
蘇棠亮了一下工作證。張秀蘭看到那個本本上的警徽，眼睛裡的光跳了一下，像是被什麼東西燙到了。她把門打開了，蘇棠跟著她進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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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不大，一室一廳，收拾得還算乾淨，但家具很舊，茶几上放著一張黑白照片，是林曉東的那張一寸照，放大了，裝在木頭相框裡。相框旁邊放著幾個蘋果，已經蔫了，皮皺巴巴的，應該是放了幾天了。張秀蘭坐在椅子上，雙手放在膝蓋上，手指絞著衣角。
「你坐。」她說。蘇棠在她對面坐下，把筆記本從包里拿出來，但沒有翻開，放在膝蓋上。
「張秀蘭同志，我今天來，是告訴你一個消息。你兒子林曉東，我們找到了。」
張秀蘭的眼睛動了一下，不是眨眼睛，是瞳孔放大了。她看著蘇棠，嘴唇張開又合上，合上又張開，像一條被撈出水面的魚。她的手不絞衣角了，攥成了拳頭，攥得很緊，指甲陷進掌心裡。
「他在哪裡？」她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在抖。
蘇棠沉默了一會兒，沒有直接回答。她從筆記本里抽出那張DNA鑑定報告的複印件，放在茶几上，推到張秀蘭面前。張秀蘭看著那張紙，她不識字，但她認識那個紅色的公章。她看了很久，抬起頭看著蘇棠。
「同志，你告訴我，他在哪裡？」
蘇棠看著張秀蘭的眼睛。那雙眼睛裡有期待，有害怕，有那種等了三年終於等到答案的緊張。她想從蘇棠臉上讀出答案，但蘇棠的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蘇棠不想讓她從自己的表情里讀到那個答案。那個答案太殘忍了，不應該由一張臉來傳達。
「林曉東，一九七六年七月失蹤。他的遺體，我們在他失蹤地點附近找到了。」
張秀蘭的拳頭攥得更緊了。
「人死了。」這三個字蘇棠說過很多次，在審訊室里對嫌疑人說，在會議室里對同事說，在報告裡對上級說。但坐在一個母親面前，對她說「你的兒子死了」，跟任何一種場景都不一樣。張秀蘭聽到這三個字的時候，整個人像被抽走了什麼，她不是哭，不是喊，是整個人忽然安靜了，安靜得像一尊雕塑。她的手鬆開了，手指伸直了，攤在膝蓋上。
蘇棠把那個證物袋從包里拿出來，裡面是林曉東的那枚校徽，清洗過了，「景山」兩個字很清楚。她把證物袋放在茶几上，放在那張DNA報告旁邊。張秀蘭看著那枚校徽，伸出手，隔著證物袋摸了摸。她的手指在「景山」兩個字上停了很久。
蘇棠沒有說杜德昌的名字，沒有說那些細節，沒有說石墩，沒有說井，沒有說燒。她不能把這些東西倒給一個母親。那些東西應該留在卷宗里，留在法庭上，留在杜德昌的嘴裡。
張秀蘭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沒有聲音的哭，眼淚一顆一顆地從眼眶裡滾出來，沿著臉頰往下淌，滴在那張DNA報告上，滴在那枚校徽上。她的肩膀在抖，整個人都在抖，但她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蘇棠坐在那裡，沒有遞手帕，沒有拍她的肩膀，沒有說「節哀順變」，那些話太輕了。她只是坐在那裡，等張秀蘭哭完。
張秀蘭哭了很久。等她停下來的時候，她的眼睛已經腫得睜不開了。她用袖子擦了擦臉，把散落的頭髮別到耳後。她把那枚校徽從證物袋裡取出來，放在手心裡，攥著。
「我能看看他嗎？」
蘇棠搖了搖頭。「暫時不能。案子還在偵查階段，遺體要作為證據保存。等案子結束了，會通知你。」
張秀蘭點了點頭。她把校徽放回證物袋，把證物袋貼在胸口，貼著心臟的位置。蘇棠站起來，走到門口，張秀蘭在後面叫了她一聲，蘇棠停下來，沒有回頭。
「同志，謝謝你。謝謝你把他找回來。」
蘇棠的喉嚨動了一下，她沒有說話，推開門走了出去。
蘇棠騎車回分局的路上，太陽快落了，天邊燒成橘紅色。她騎得不快，腦子裡有很多東西在轉。她想起張秀蘭的手，粗糙，骨節粗大，指甲剪得很短，是常年幹活的手。被服廠的工人，踩縫紉機的，一個月掙三十多塊錢。她一個人把兒子養大，兒子丟了，她一個人等了三年。三年裡每一個春節多擺一雙筷子，每一個清明去派出所問有沒有消息。三年後，她等來的是一個人坐在她的客廳里，告訴她兒子死了，還她一枚燒焦的校徽。
蘇棠騎到分局門口，把自行車鎖好，上了樓。辦公室的燈還亮著，周建國、劉建國、趙春梅都在。三個人圍坐在那張破桌子旁邊，桌上攤著今天的材料。趙春梅抬起頭看了蘇棠一眼，問她張秀蘭怎麼樣。蘇棠說哭了很久，趙春梅點了點頭，沒有問別的。蘇棠把筆記本放回桌上。
「林曉東的母親那裡，我已經通知了。明天，其他家屬開始陸續通知。王長河的妻子李桂香，劉大壯的母親，馬國棟的媳婦，孫寶山的老婆，李有田的哥哥李有才，趙三娃的工友，陳德財的老婆劉鳳英。每一戶都要有人去，都要把結果告訴他們。」
周建國把煙掐滅在菸灰缸里。「春梅，你負責通知家屬。小蘇，你繼續審杜德昌。老劉，你整理材料，準備移交檢察院。」他頓了頓，「這個案子，省廳在催了。」
蘇棠應了一聲，坐下來，把筆記本翻開。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著這一個月以來的所有審訊記錄。她從第一頁翻起，一頁一頁地翻，手指在紙面上划過。翻到最後一頁的時候，她看到自己寫下的那行字——「杜德昌，你知道林曉東的父母還在等他回家嗎？」她把這行字看了一會兒，合上筆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