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鑑定報告出來那天，蘇棠正在看守所審訊室里等杜德昌。老錢親自送過來的，鐵皮勘查箱沒帶，手裡只夾著一個牛皮紙信封，信封鼓鼓囊囊的，邊角被裡面的紙張撐得變了形。他進門的時候沒跟蘇棠打招呼，把信封放在桌上，站在旁邊點了一根煙。
「井底遺骨最小年齡鑑定出來了。有一個孩子，十二到十四歲之間。」
蘇棠的手停在半空中。十二到十四歲。不是壯勞力，不是手藝人，是一個孩子。她想起杜德昌說的那些話——「都是意外」「不是故意的」。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能跟他發生什麼意外？能拿什麼刀捅他？她打開信封，抽出鑑定報告，翻到那一頁。法醫鄭明遠的字跡工整得近乎刻板：「骨骼發育程度判斷，年齡約12-14歲，性別為男性，死亡時間約2-3年。骨骼表面有多處銳器砍切痕跡，部分骨骼有高溫灼燒痕跡。」蘇棠把報告合上。
杜德昌被帶進來的時候，手腕上的手銬已經解了，但走路的姿態跟戴著手銬時沒什麼區別，兩隻手垂在身體兩側，手指微微蜷著，像還箍著什麼東西。他坐下來，抬起頭看了蘇棠一眼，目光碰到她的臉就滑開了，像水珠從玻璃上滑下去，留不下一絲痕跡。蘇棠把那份鑑定報告放在桌上，沒有打開，用手壓著。
「井裡有個孩子。十二歲到十四歲。男孩。」
杜德昌的手指蜷了一下。不是抖，是蜷，像被什麼東西燙了一下，本能地縮回去。
「誰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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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昌沒有回答。他看著蘇棠壓著報告的那隻手，看了幾秒鐘，然後低下頭，看著桌面。桌面是鐵皮的，漆面被磨花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灰白色的金屬。蘇棠等了一會兒，他沒有說話，嘴唇抿成一條線，嘴角往下撇著，抿得很用力。她打開報告，翻到那幾行字，念了出來：「骨骼表面有多處銳器砍切痕跡，部分骨骼有高溫灼燒痕跡。」念完之後她合上報告，看著杜德昌。
杜德昌的眼皮跳了一下。上眼瞼，右眼，不是眼角那條細小的肌肉，是整個上眼瞼。他忽然抬起頭，看著蘇棠。他的眼睛裡有一種蘇棠沒見過的表情——不是恐懼，不是憤怒，不是疲憊，是一種接近懇求的東西。
「那個孩子，」他的聲音很低，「不是我的錯。」
蘇棠的筆尖壓在紙面上，沒有動。「那是誰的錯？」
杜德昌的嘴唇張開又合上，合上又張開，像一條被扔上岸的魚。
「他跑到我院子裡偷東西。我追他，他摔了，頭撞到石墩上。我不是故意的。他才那么小，我沒想讓他死。」蘇棠沒有說話，把筆放下，兩隻手交叉放在桌上，看著杜德昌。他在看她，目光里那種懇求的東西越來越濃，像一個人在往懸崖下面掉，伸手想抓住什麼，但什麼也抓不住。
「撞死之後呢？」
杜德昌的手開始抖了。不是手指尖微顫，是整個手掌都在抖，他把手塞到膝蓋下面，壓住，但肩膀還在抖。
「他撞死了，不是我的錯。我不能讓人知道。我把他——」他的聲音斷了。蘇棠沒有接，等著那個斷掉的聲音續上。過了很久，久到審訊室里日光燈的嗡嗡聲變得像一台機器的轟鳴，杜德昌的聲音終於又出現了，小得幾乎聽不見。
「燒了。」
蘇棠把那行字寫在筆記本上，字跡工整，筆畫沒有一絲顫抖。寫完，她放下筆，從桌上的證物袋裡拿出一個小東西——一枚校徽，景山學校的，被火燒過，邊緣發黑，但「景山」兩個字還能辨認。這枚校徽是三天前馬國良在篩井底的淤泥時發現的，卡在篩網的縫隙里，差點被漏掉。蘇棠把校徽放在杜德昌面前。
杜德昌的眼睛眨了一下，又眨了一下。
趙春梅推門進來，走到蘇棠旁邊，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蘇棠站起來，跟著趙春梅走出審訊室。走廊里，趙春梅把一份材料遞給她，上面是景山學校的學生名錄。趙春梅翻到其中一頁，指著一個名字。
「景山學校，一九七六年失蹤過一個學生。叫林曉東，十三歲，初一。失蹤時間是七六年暑假，家長報了案，派出所查了幾個月，沒找到。卷宗還在，但一直沒有新線索。林曉東的體貌特徵——身高一米五左右，偏瘦，圓臉，右眉上方有一顆痣。」趙春梅停了一下，「他家和杜德昌家離得不遠，走路不到二十分鐘。」
蘇棠拿著那份材料，站在走廊里。走廊盡頭的窗戶開著，風從外面灌進來，把桌上的紙吹得沙沙響。她走回審訊室，把材料放在杜德昌面前。杜德昌沒有看那份材料，他已經不需要看了。他的臉像一張被揉皺的紙，所有的褶皺都擠在眉心和嘴角，眼睛陷在裡面，像兩顆快要被吞沒的星星。
「林曉東。他叫林曉東。」
杜德昌的臉皺了一下。不是表情的變化，是肌肉的抽搐，像一個被電擊了的人。
趙春梅從門邊走過來，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是一九七六年林曉東失蹤案的卷宗複印件。卷宗的封面已經發黃了，上面用鋼筆寫著「林曉東失蹤案」幾個字。蘇棠翻開卷宗，裡面夾著林曉東的照片，一寸黑白照片，圓臉，右眉上方有一顆痣，穿著一件白色襯衫，領口扣得整整齊齊。她把照片抽出來，放在杜德昌面前。
杜德昌看著那張照片，嘴唇開始抖，先是下唇，然後是上唇，最後整個嘴都在抖。他想說話，但嘴張開了又合上，合上又張開，只有氣從喉嚨里出來，沒有聲音。
蘇棠把照片翻過來，背面朝上，白色的紙面在日光燈下反著光。「他才十三歲，你也有孩子。你知道一個孩子丟了，他的父母會找多久？」
杜德昌的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我沒有孩子。」他說的不是「我沒有孩子，所以我不懂」，他說的是「我沒有孩子」，像是在陳述一個事實，又像是在解釋什麼。蘇棠看著他的臉，那張臉上所有的表情都褪去了，只剩下一種空白。
趙春梅從審訊室出來的時候，在走廊里站了一會兒。她從口袋裡掏出一塊手帕，擦了擦眼睛。蘇棠站在她旁邊，沒有說話。兩個人靠著走廊的牆，並排站著。
「他殺了那麼多人，一個孩子他都不放過。」趙春梅的聲音悶悶的。
蘇棠沒有回答。她想起林曉東的照片，圓臉，右眉上方有一顆痣，扣得整整齊齊的襯衫領口。一九七六年的暑假，他騎著自行車，或者走路，去了杜德昌家的院子。也許是想偷東西，也許只是好奇，也許只是路過。他走進那扇鐵門，然後他的生命永遠停在了那個夏天。他的父母等了他三年，三年裡每一個春節都多擺一雙筷子，每一個清明都去派出所問有沒有消息。三年後，他們等來的是井底那些被火燒過的骨頭，和一枚被泥土包裹的校徽。
蘇棠走進審訊室，把桌上的材料全部收進帆布包里。杜德昌還坐在那把鐵椅子上，低著頭。
「杜德昌，你知道林曉東的父母還在等他回家嗎？」
杜德昌的頭垂得更低了。蘇棠拎起帆布包，走到門口，停下來，沒有回頭。「你那個石墩，我們會挖走。你院子裡每一塊磚，我們都會翻起來。你填進去的每一個人，我們都會挖出來，讓他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