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昌的審訊在第三天出現了真正的裂痕。
不是他承認了殺人——他仍然堅持每一個都是「意外」，每一個人都是「先動的手」。裂痕出現在他描述王桂生死後的那一段。他說他把王桂生的屍體拖到了後院，放在雞窩旁邊，用玉米稈蓋住。然後他去井邊洗了手。洗了手之後，他坐在石墩上，抽了一根煙。他用了「平靜」這個詞。
蘇棠的筆停了。「你殺了人，坐在院子裡抽菸，你覺得平靜？」
杜德昌沒有回答。他的沉默比任何回答都響亮。一個正常人殺了人，即使真的是意外，也會恐慌，會不知所措，會想著逃跑或者自首。杜德昌沒有。他洗了手，抽了煙，然後開始想怎麼處理屍體。這不是意外發生後的反應，這是一個人對自己做過的事情有預判、有準備、有後續方案的反應。他早就想過這一天。不是王桂生死的那一天，是更早。早到他從陝西回來、加高院牆、換鐵門的時候，他就想過這一天。他在為這一天做準備。
蘇棠合上筆記本，沒有再問。她需要的是物證。
老錢在院子裡挖了三天。井越挖越深，挖到三米的時候，坑底已經出水了。地下水從井壁滲出來，把坑底的土泡成了泥漿。馬國良和孫志強穿著雨靴站在泥漿里，一鏟一鏟地把淤泥挖出來，倒在篩網上，用水沖。水流過篩網，帶走了泥土，留下了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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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的收穫是一枚戒指。銀白色的，被泥土包裹著，沖洗乾淨之後露出了表面的花紋——是一枚婚戒，內側刻著兩個字：「長河」。蘇棠用鑷子把戒指夾起來，對著光看。內側的刻字不是機器刻的，是手工刻的，字跡歪歪扭扭，但能辨認。王長河的妻子李桂香說過，她跟王長河結婚的時候沒有錢買戒指，後來王長河去縣城打了一個月的零工，攢了錢，給她買了一枚銀戒指。她一直戴著，直到王長河失蹤之後，她才摘下來，放在鐵盒子裡。但她放在鐵盒子裡的那枚戒指，不是這一枚。這一枚是誰的？蘇棠把戒指翻過來，內側還有一行更小的字：「桂香，一九七四年。」這是王長河的。他把自己那枚戒指刻上了妻子的名字，戴在手上，去了江城，再也沒有回來。現在這枚戒指躺在老錢的證物袋裡，從三米深的井底被挖出來，裹著淤泥和石灰。
老錢在井壁的泥土裡還發現了其他東西——一顆紐扣，塑料的，四眼，深藍色，是工裝上常見的那種。一小塊碎布，已經爛得看不出原來的顏色。一段尼龍繩，打了兩個結。這些東西在證物袋裡排成一排，每一件都編了號，拍了照，登記在冊。老錢的表情比前兩天更沉，他的話本來就少，現在幾乎不說了。他把每一件證物裝好，在標籤上寫字，字跡比平時更用力，筆尖把標籤紙都戳破了。
趙春梅從安平縣回來了，帶回來一個新信息。孫寶山的老婆終於想起來了——孫寶山臨走的那個晚上，翻過一本相冊。那本相冊還在，趙春梅把它帶了回來。相冊是那種老式的自粘式相冊，黑色的紙頁，上面貼著黑白照片，照片之間夾著透明塑料膜。趙春梅翻到其中一頁，指著上面一張照片。照片上有六個人，站在一個工棚前面，穿著沾滿泥灰的工作服，手裡拿著工具。工棚後面的背景是一片山，光禿禿的，像是剛挖開不久的工地。照片背面寫著一行字：「眉縣水庫工地，一九七六年春。」
杜德昌在照片上。第三排最右邊，站著，雙手垂在身體兩側，表情跟蘇棠在審訊室里看到的一模一樣。孫寶山也在照片上。第一排左邊第二個，蹲著，手裡拿著一把鏟子，沖鏡頭笑著。杜德昌和孫寶山在一九七六年的陝西眉縣就認識了。他們在同一個工地幹活，待了至少三個月。杜德昌知道孫寶山是安平縣人，家裡窮，有老婆孩子，需要錢。四年後，他寫了一封信到安平縣。信上說：「有活干，工資高，來不來？」孫寶山來了。
蘇棠把這張照片夾進了筆記本。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三年多的時間跨度，終於在證據鏈上合攏了。杜德昌在陝西認識了那些人，記住了他們的名字、住址、家庭情況，記住了哪些人是「合適的」——有老婆孩子，需要錢，出了遠門家裡人不會馬上報警。四年後，他開始一個一個地聯繫他們。寫信，寄到他們家裡，說「有活干，工資高」。他們來了。走進了那扇鐵門，再也沒有出來。
老何從臨江縣趕到分局，帶來了一份走訪記錄。他在臨江縣找到了一位當年跟王桂生一起幹過活的工友，六十八歲，耳朵背了，但記性好。他說，王桂生一九七五年春天去過江城，說是去看妹妹。回來以後跟他說過一句話：「我妹夫那個人，不是善茬。」老何問他原話怎麼說的，工友重複了一遍：「我妹夫那個人，心黑手狠，不是善茬。」
蘇棠把這句話寫在了筆記本上。
院子裡，井還在挖。第五天的時候，老錢從井底挖出了一把斧頭。不是杜德昌家搜到的那把，是另一把，更小，刃口卷了，木柄腐爛了大半，只剩一截殘根。斧刃上有暗色的漬跡，老錢用試劑測了一下，陽性。他把斧頭裝進證物袋，在標籤上寫下編號。這把斧頭躺在井底將近四年，裹著石灰和泥土，但刃口上的漬跡沒有消失。時間可以掩埋很多東西，但掩埋不掉證據。
蘇棠站在坑邊，看著老錢把最後一批骨頭裝進紙箱。紙箱是裝水果的，上面印著「紅富士蘋果」的字樣，箱子外面用記號筆寫著「西山一號」、「西山二號」、「井底一號」、「井底二號」。四個紙箱，四段編號。每一個編號背後都是一個名字，一個家庭，一個等了幾年還沒等到答案的家屬。
蘇棠走進看守所的審訊室。杜德昌坐在那把鐵椅子上，比五天前瘦了一圈。他抬起頭看到蘇棠，嘴唇動了一下。
蘇棠把那張眉縣水庫工地的照片放在桌上。
「孫寶山，你在陝西就認識他了。」
杜德昌看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六個人，其他四個人的臉他可能已經不記得了，但孫寶山的臉他一定記得。那是他第一個寫信聯繫的人，第一個從安平縣來到他院子裡的人，第一個——蘇棠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第一個被他「處理」掉的人。
「一九七六年春天，眉縣水庫工地。你們一起幹了三個月。一九七九年春天，你給他寫了封信，讓他來江城打工。他來了。」
杜德昌的喉嚨動了一下。
「王長河你不認識。但他認識你。你通過別人介紹找到了他。劉大壯、馬國棟、趙三娃、陳德財，每一個人都是你通過關係找到的。你在陝西那三個月，不是在修水庫，你是在踩點。你把每一個工友的住址、家庭情況都摸了一遍。你回來以後等了三年，等所有人都忘了你，然後你開始一個一個地聯繫他們。」
蘇棠把杜德昌家裡搜出來的那些信一封一封地擺在桌上，按時間順序排列。最早的一封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寄給李有田。最晚的一封是一九七九年六月，寄給趙三娃。九個月，七封信，七個人。每一封信都寫著同一句話：「有活干，工資高，來不來？」
杜德昌的頭低了下去。他的下巴幾乎碰到了胸口，後頸露出來，皮膚鬆弛，皺紋很深。蘇棠看著他後頸上那些深深的紋路，那些紋路像樹的年輪，記錄著一個人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的每一年。一九七五年，王桂生失蹤。一九七六年，陝西眉縣。一九七七年，加高院牆。一九七八年，第一封信寄出。一九七九年，井被填滿。每一年都在往下沉，沉到井底，沉到那些骨頭中間。
「你不是在幫他們，你是在害他們。」
杜德昌沒有說話。他的肩膀在抖，先是左肩，然後是右肩，最後整個上身都在抖。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種一個人撐了太久，終於撐不住了的抖。
蘇棠合上筆記本。「你的案子，已經鐵案了。」
杜德昌抬起頭，看著蘇棠。他的眼睛裡沒有淚水，但有一種比淚水更重的東西——認命。
蘇棠站起來，走到門口，停頓了一下，沒有回頭。「你院子裡的井，還在挖。你自己都不知道裡面有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