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陝西的決定來得突然，但走得並不倉促。周建國在電話里跟省廳刑偵處溝通了將近半個小時，掛了電話之後，在辦公室里來回踱了兩趟，最後走到蘇棠面前。
「省廳同意了。陝西那邊省廳會安排人接應，你去寶雞市眉縣——杜德昌當年外出登記表上填的是這個地方。明天一早的火車，老劉跟你一起去。」
劉建國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什麼也沒說，把帆布包從桌底下拎出來，開始往裡面裝東西——筆記本、鋼筆、手電筒、水壺、兩包大前門。他沒有問「為什麼是我」，也沒有問「去幾天」，他的沉默本身就是回答。蘇棠看了他一眼，他正在往包里塞一件疊得方方正正的舊軍裝，那是他出差的行頭，疊得比她見過任何人疊的衣服都整齊。
趙春梅從安平縣打了電話回來。她的聲音從話筒里傳出來，有點失真，但每個字都清清楚楚：「那封信查到了。安平縣郵電所一九七九年五月份的信件收發簿上，有一封從江城寄往安平縣的平信，收件人是孫寶山。寄件人地址寫的是『江城市北郊』，沒有具體門牌號。但收發簿上有一行備註，是郵電所的人寫的——『寄件人自取掛號回執』。意思是寄件人沒有留詳細地址，但他自己會來郵電所問這封信有沒有送到。」
蘇棠握著話筒的手指收緊了一些。寄件人自取掛號回執。杜德昌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他的地址，但他要知道信有沒有送到。他去郵電所問過。郵電所的人可能記得他。
「春梅姐，安平縣郵電所的人有沒有說，那個寄信的人長什麼樣？」
趙春梅那邊停了一下。「說了。郵電所的老職工記得，那個人五十來歲，個子不高，黑黑的，說話帶江城口音，但不是城裡人的那種。來過不止一次，每次都是來問有沒有他的信，或者有沒有從安平縣寄回來的信。老職工說，他最後一次來，大概是今年六月初。」蘇棠在本子上寫下：六月初，杜德昌去過安平縣郵電所。六月初，趙三娃剛剛失蹤。他在等什麼？等趙三娃家裡有沒有來信找人？還是等下一個獵物？
晚上，蘇棠回了家。沈硯之在廚房裡，聽到門響，探出頭來看了她一眼，又把頭縮回去了。她把布兜放在桌上，拉開椅子坐下。飯還沒好，廚房裡飄出蔥花的香味。
「我要去一趟陝西。明天一早走。」
廚房裡的鍋鏟聲停了一下，又繼續響了。「去幾天？」
沈硯之沒再問。他把菜盛出來，端到桌上，是青椒炒肉絲和一碗番茄蛋花湯。他給她盛了飯，把筷子遞給她，自己坐在對面，端起碗來吃飯，吃得跟平時一樣慢。蘇棠夾了一筷子菜，嚼了兩下，沒嘗出味道，又夾了一筷子。沈硯之把湯碗往她那邊推了推，她端起來喝了一口，湯有點燙，舌尖被燙了一下，她皺了皺眉，沒說。
吃完飯，蘇棠收拾了幾件換洗衣服。她把衣服疊好，塞進一個軍綠色帆布提包里，又塞了筆記本、兩支鋼筆、手電筒、水壺。沈硯之站在臥室門口看著她收拾，沒有進來，也沒有說話。她拉上提包的拉鏈，站起來轉過身，他還在門口站著，兩隻手插在褲兜里，肩膀微微內扣，像一棵被風吹彎了的樹。
「你在家，按時吃飯。」蘇棠說。
「嗯。」
「窗台上的花記得澆水。」
「嗯。」
蘇棠張了張嘴，還想說什麼，但想了想，沒什麼可說的了。她從他身邊走過去，他伸出手，拉住了她的手腕。她沒有掙開。他的手很涼，指尖微微顫著。
「蘇棠。」
「嗯。」
「注意安全。」
沈硯之說的是「注意安全」，而不是「注意身體」。蘇棠知道這兩個詞的區別。他說的是——那個院子，那片山，那些失蹤的人，你去查他們，但你自己不能出事。蘇棠把手腕從他手裡抽出來的時候，他的手指在她腕骨上輕輕滑過去，像一把尺子，量了一下她的溫度。
「知道了。」
她轉過身，走進臥室，關了門。躺在床上，聽到他在廚房裡洗碗。水龍頭的聲音嘩嘩的，碗和碗碰撞的聲音，筷子和筷子摩擦的聲音。這些聲音她聽了快一個月了，從來沒覺得它們有什麼特別。今天她聽得很仔細，每個聲音都聽出了不同的質地——瓷碗是脆的，搪瓷盆是悶的，鐵鍋是沉的。這些聲音填滿了這間兩室一廳的房子，讓它不像一個空殼子。
火車是早上七點二十的。蘇棠五點就醒了，起來的時候沈硯之已經在廚房了。他把早飯做好了——小米粥、饅頭、一碟鹹菜、一個煎蛋。煎蛋還是溏心的，蛋黃微微顫著，像剛睜開眼睛。她把粥喝完，把饅頭吃完，把煎蛋吃掉，把碗推到一邊。沈硯之把碗收走了，水池裡傳來水龍頭的聲音。
「我走了。」蘇棠站在廚房門口。
沈硯之轉過身，手上還滴著水。他看了她一眼，點了點頭。蘇棠拎起提包，出了門。樓道里的燈還沒滅，昏黃的光照在水泥樓梯上，她下了一層，停下來，從提包里摸出鑰匙，把門反鎖了。鑰匙插進鎖孔的聲音在空蕩蕩的樓道里迴響了一下，她拔出鑰匙，下了樓。
劉建國已經在分局門口等著了。他穿著一件灰藍色卡其布外套，不是警服，肩上挎著那個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左手拎著一個網兜，網兜里裝著兩個飯盒和一個水壺。蘇棠到了之後他看了她一眼，「走吧。」兩個字，沒多一句。
火車是綠皮車，從江城到寶雞要坐十幾個小時。蘇棠和劉建國面對面坐在硬座車廂里，車窗開著一條縫，風灌進來，帶著煤煙和鐵鏽的氣味。車廂里人不多，對面的座位上坐著一個抱孩子的婦女，孩子一直在哭，哭得聲嘶力竭，婦女怎麼哄都哄不好。劉建國從帆布包里掏出一個飯盒，打開，裡面是饅頭和鹹菜。他把饅頭掰成兩半，把其中一半遞給孩子。孩子不哭了，兩隻小手捧著饅頭，啃得滿臉都是渣。婦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連聲道謝，劉建國擺了擺手，把剩下的一半饅頭塞進自己嘴裡。
蘇棠靠在車窗邊，看窗外的風景從城市變成田野，從田野變成山。秦嶺的山脈從平原上拔地而起，一層一層地疊上去，越遠越淡，像一幅沒畫完的水墨畫。她想起西山，想起那片松林里挖出來的骨頭，想起杜德昌家的鐵門。陝西的這片山，跟江城的那片山不一樣。這裡的山更高，更陡，松樹更密。一九七六年，杜德昌一個人坐了十幾個小時的火車，來到這片山里，待了三個月。他在這裡幹什麼？為什麼選這裡？她閉上眼睛，火車的節奏像一首沒有歌詞的歌，咣當咣當的，把她搖進了半睡半醒之間。
到寶雞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寶雞火車站的站台很舊，水泥地面坑坑窪窪的，出站口亮著一盞昏黃的白熾燈，燈泡上落了一層灰，光暈模糊。陝西省廳刑偵處派了一個人來接站，姓吳，叫吳建設，四十出頭，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警服，沒有戴帽子。他跟劉建國握了手，又跟蘇棠握了手，手掌粗糙，骨節粗大。
「眉縣公安局的人明天一早過來接你們。今天先在寶雞住一晚。」他說話帶著濃重的陝西口音，「你們那個案子，省廳跟我打過招呼了。眉縣那邊一九七六年確實有一批外地來的民工，在山上修路、蓋房，幹了大半年。你們要找的人，要是真在那裡待過，應該能查到。」
吳建設把他們帶到火車站附近的一家招待所，跟服務員說了幾句話，開了兩個房間。房間很小，一張單人床，一張三屜桌，一個搪瓷臉盆架。被褥是白色的，疊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塊，但床單上有洗不掉的黃漬，蘇棠沒在意，把帆布提包放在桌上，拉開拉鏈，把筆記本拿出來。劉建國站在門口，沒有進自己的房間，靠在門框上，點了一根煙。
「明天到了眉縣，先去縣公安局，查一九七六年外來民工的登記底冊。如果有杜德昌的名字，順藤摸瓜，找他當年一起幹活的人。」
蘇棠應了一聲。劉建國走了，帶上了門。他的腳步聲沿著走廊漸漸遠了，蘇棠一個人坐在床沿上，翻著筆記本。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著這半個月以來的所有線索——杜德昌的紅磚房，高院牆，鐵門，周老太太的藍色褂子，西山的一號坑、二號坑，安平縣的三封信，臨江縣的白骨。每一條線索都指向同一個人，但每一條線索都不夠硬。她缺的是直接證據——能證明杜德昌殺人的直接證據。沒有兇器，沒有目擊者，沒有認罪書，甚至沒有完整的屍體。她有的只是零散的碎片，要拼成一個完整的案子，她需要找到一把鑰匙。這把鑰匙，可能在陝西。
蘇棠關了燈，躺到床上。招待所的床比家裡的硬，枕頭有一股樟腦丸的味道。窗外的寶雞在夜色里安靜下來，遠處傳來火車汽笛的聲音，嗚嗚的，像一頭老牛的叫聲。她翻了個身，把被子拉到下巴。睡意來得很慢，不是因為不困，是腦子裡那個聲音一直在轉——杜德昌在這裡幹了什麼？認識了誰？跟誰學會了那些本事？
她閉上眼睛。黑暗中，她看到一九七六年的杜德昌。三十六歲，不算年輕，但也算壯年。他背著行李從火車上下來，站在寶雞火車站的站台上，抬頭看著這片陌生的天空。他不知道三個月後他會回到紅旗公社，加高院牆，換鐵門，開始等。等那些跟他一樣背著行李從火車上下來的人，走進他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