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棠一夜沒怎麼睡，天蒙蒙亮的時候她反而踏實了，像溺水的人終於放棄了掙扎，沉到了水底。她起來的時候沈硯之已經在廚房了，粥在鍋里咕嘟著，他靠在灶台邊，手裡拿著那本《機械製圖》在看。她從他身後走過去的時候，他翻了一頁，目光沒有離開書頁，但身體往旁邊讓了讓，給她騰出地方。她倒了杯水喝，水是溫的，他每天早上都會燒一壺水涼著，不燙嘴，也不用等。蘇棠握著搪瓷缸子站在廚房門口，看他把粥攪了攪，蓋上鍋蓋，轉過來說了一句「七點了」，意思是她該走了。
到分局的時候劉建國已經到了。他今天把那雙穿了四五年的舊皮鞋換成了黃膠鞋，鞋帶系得很緊，褲腿塞進襪子裡。蘇棠看到他的打扮就知道——今天要走路，走很多路。他旁邊站著馬國良，市局技術科的那個戴眼鏡的年輕人。馬國良今天沒帶勘查箱，背了一個軍綠色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裝了什麼。他是老錢派來的，老錢說西山那個坑周圍的區域還需要擴大搜索，市局人手不夠，讓馬國良跟著劉建國和蘇棠再跑一趟。馬國良話不多，見蘇棠進來點了點頭，然後從帆布包里掏出一張西山的地形圖，是用描圖紙從軍用地圖上拓下來的，等高線密密麻麻。
「老錢說，昨天回去想了很久，覺得我們挖的那個坑可能不是唯一的。那片山地形複雜，溝溝岔岔多，能埋人的地方不止一處。他讓我今天去把坑周圍方圓一公里的區域全部走一遍，做地表勘查。」馬國良把地圖展開，指著上面用紅筆標出的幾個區域，「這些地方地勢低洼，土質鬆軟，人背著東西上山不會走太遠，埋在低處的可能性最大。」
劉建國看著地圖沒有說話，把地圖拿起來折了兩折，只露出西山那一塊，塞進帆布包的側袋裡。「走。」
三個人騎了兩輛自行車，劉建國帶蘇棠，馬國良自己一輛。到了西山腳下，鎖好車，徒步上山。早上的露水還沒幹，草葉上掛著水珠，走了不到一刻鐘蘇棠的褲腿又濕了。她想起第一次上山的那個早晨，也是這樣的露水，這樣的草，這樣的松枝刮過衣服的聲音。但今天不一樣，今天她知道那具骨頭躺在老錢的勘查箱裡，躺在市局法醫室的冷櫃裡，有了名字——雖然還不知道是誰的名字，但至少不是「無名氏」了。
馬國良走得很慢，他不是在爬山，是在勘查。他走三步停一步，蹲下來看看地面，用手撥開草叢，再用鑷子夾起來看看。蘇棠跟在他後面，看他從土裡夾出過鐵絲、碎玻璃、生鏽的鐵釘、半截搪瓷碗，每一樣都用紙袋裝好，在紙袋外面寫上編號和位置。這些東西跟案子可能沒有關係，也可能有關係，在沒有被排除之前，它們都是證據。蘇棠想起老錢說過的話——勘查現場的人，最怕的不是找不到東西，是漏掉東西。漏掉的東西永遠補不回來，現場只能勘查一次。
走了大約一小時，馬國良忽然停了。他蹲在一叢灌木後面，用手撥開枝條。蘇棠湊過去，看到地上有一片暗色的痕跡，不大，巴掌大小，嵌在黃褐色的土裡，像一塊胎記。馬國良用鑷子輕輕撥了撥那片土，土是松的，比周圍的濕，顏色也深得多。他從帆布包里拿出一張試紙，貼在土上。試紙是他在市局試劑室泡的，蘇棠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成分，但看到試紙貼上去之後，邊緣慢慢洇開了一圈淡紫色的暈。馬國良把試紙夾在本子裡，合上，站起來。
「回去化驗。」
他沒有說這是什麼，但蘇棠猜到了。血跡。人血還是動物血，要等化驗結果。但在這片遠離村莊的山上，在這片除了放羊的沒人會來的松林里，出現一片滲了血的土，合理的解釋不多。
馬國良在那片土周圍畫了一個圈，用石灰粉撒了一圈白線。他從包里拿出一卷皮尺，量了土坑的尺寸——長不到一米，寬不到半米，淺得幾乎看不出是個坑。他蹲在坑邊用手鏟挖了幾鏟，挖到二十公分深的時候，鏟尖碰到了硬物。不是石頭，石頭的聲音是脆的，這個聲音是悶的。馬國良停了手，換成手鏟的尖端，一點一點地刮。土層下面露出了幾片碎布，已經爛得不成樣子了，看不出原來的顏色和質地。他把碎布用鑷子夾起來，放進紙袋，在紙袋上寫：西山二號點，距一號坑東南方向約三百米，深度二十公分。
蘇棠蹲在旁邊，看著那個淺坑。二十公分深，不到一個手掌的長度。一個人被埋在這裡，身上只有薄薄一層土，如果不是這片松林密得沒人進來，早就被野獸刨出來了。埋他的人很匆忙，沒有時間挖深坑，或者——他不在乎。不在乎這個人會不會被找到，不在乎這個人有沒有人收屍。
劉建國站在一棵松樹下面，手裡拿著煙但沒有點。他看著馬國良把碎布收好，把土坑重新蓋上土，用枯枝和落葉做回原來的樣子。他的嘴唇動了動，蘇棠以為他要說什麼，但他什麼都沒說。
從山上下來，已經下午兩點多了。三個人在路邊吃了乾糧，劉建國從帆布包里掏出水壺，擰開蓋，先遞給蘇棠。蘇棠喝了一口，水是溫的，被太陽曬的。她擦了擦嘴，把水壺遞給馬國良，馬國良擺了擺手，從自己包里掏出一個軍用水壺，擰開蓋喝了一大口。
「回紅旗公社。」劉建國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土，「今天不去村里了，去公社翻檔案。杜德昌一九七五年以前的經歷，公社應該有記錄。戶口底冊，社員勞動檔案，說不定能找到線索。」
紅旗公社的檔案室在公社大院最裡面的一間小屋，門是木頭的，鎖是鐵的，鑰匙在趙德厚手裡。趙德厚把鑰匙遞給劉建國的時候猶豫了一下，說了一句「檔案不能帶走，只能在屋裡看」。劉建國接過鑰匙，沒跟他多解釋，開了門。
檔案室很小，不到十平米，三面牆都是木架子，架子上摞著牛皮紙信封和線裝冊子，灰塵厚得像是從沒人進來過。蘇棠被灰塵嗆得咳了兩聲，劉建國已經走到最裡面的架子前，開始翻找。他找東西的方式跟他勘查現場一樣——不慌不忙，從第一排開始，一本一本地翻，一頁一頁地看。蘇棠從另一頭開始找，兩個人相對而行，在中間會合。
她找到了杜德昌的戶口底冊。一張發黃的卡片，上面用鋼筆寫著杜德昌的名字、出生年月、家庭成員、住址變動。她把卡片抽出來，借著窗外透進來的光看。上面寫著：杜德昌，男，一九二九年生，一九五三年結婚，配偶王氏。住址變動欄寫著「一九五八年從臨江縣遷入紅旗公社」，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記錄。沒有工作經歷，沒有外出記錄，沒有任何能告訴蘇棠「他一九七五年以前幹過什麼」的信息。她把戶口底冊放回去，繼續翻。
馬國良在另一個架子上翻到了一份勞動工分記錄，一九七五年的，紅紙封面，毛筆字寫著「紅旗公社第三生產隊一九七五年社員勞動工分登記冊」。他翻開，一頁一頁地找，找到了杜德昌的名字。杜德昌一九七五年全年的工分記錄——蘇棠湊過去看，發現一九七五年杜德昌的出工天數明顯少於其他社員。別人一年出工三百天以上，他只有兩百出頭。但那一年的秋天，他開始蓋房子。出工少的人，哪來的錢蓋房？
劉建國從書架最底層翻出一份已經發脆的簡報，是一九七六年臨江縣公安局下發的協查通報，上面印著黑體字標題：「關於加強對流動人口管理的通知」。劉建國把簡報放到一邊，繼續往下翻，翻到了一份手寫的名單，紙張泛黃，邊角捲曲，用回形針別在一起。第一頁抬頭寫著「紅旗公社一九七六年外出務工人員登記表」。劉建國的目光在那張名單上停了很久，然後遞給蘇棠。蘇棠接過來，從上往下看。第三行寫著：杜德昌，外出時間一九七六年三月，去向「陝西省」，具體地點空白，同行人員空白，備註欄寫著一個字——「無」。
陝西省。杜德昌一九七六年失蹤三個月，去了陝西。蘇棠把這張名單夾進筆記本里。趙德厚說檔案不能帶走，但沒有說不能抄。她翻開筆記本，把杜德昌那一行原封不動地抄了下來，連那個「無」字都沒落下。
三個人從檔案室出來，天快黑了。趙德厚還等在門口，接過鑰匙，鎖了門，轉身走了，沒有問他們找到了什麼。蘇棠把筆記本合上，放回布兜里。陝西。杜德昌去陝西幹什麼？她想起孫寶山老婆說的那句話——孫寶山翻過一張照片，說「這個人我好像在哪兒見過」。如果那張照片是杜德昌呢？如果杜德昌和孫寶山在陝西見過面呢？孫寶山是安平縣人，安平縣在江城西邊，陝西在安平縣西邊，再往西。一條線。杜德昌從陝西回來以後，開始從安平縣、臨江縣這些地方招人。那些地方，是他去過的地方，是他熟悉的地方，是他知道哪些人家有壯勞力、哪些人家窮、哪些人家的男人會為了一個月四十塊錢的工資翻山越嶺的地方。
回城的路上，蘇棠坐在劉建國自行車的后座上，風吹過來，帶著玉米地的青草味和遠處工廠的煤煙味。她把筆記本從布兜里掏出來，在顛簸的車座上翻開，借著路燈的光看那行字——「去向陝西省」。她把「陝西省」三個字用筆圈了起來。她要去查這個省。查杜德昌在那裡幹了什麼，跟誰幹了，認識了什麼人。那些認識他的人里，有沒有人後來失蹤了。有沒有人再也沒有回來。
到分局的時候已經快晚上八點了。趙春梅從安平縣回來了，桌上的搪瓷缸子旁邊放著一摞材料。她看到蘇棠進來，直接把材料推過來。
「家屬座談。」趙春梅的聲音沙啞，說了太多話，嗓子已經劈了，「劉大壯的媳婦和馬國棟的老婆都說了一件事——介紹人去他們家的時候，騎著一輛自行車，自行車后座上綁著一個帆布包，帆布包上印著字。什麼字？她們記不清了。好像是——『紅旗』？還是『紅衛』？還是『紅光』？反正是紅什麼。」她端起缸子喝了一大口涼茶，咽下去繼續說，「孫寶山的老婆說，孫寶山走之前那天晚上，在日曆上畫了一個圈。她去翻那本日曆——月份牌還在，那個圈還在。畫的日期是五月十七號。她不知道那天是什麼日子，但她記得那天孫寶山接了一封信。」
蘇棠的筆尖停了一下。「信？誰寫的信？」
趙春梅搖了搖頭，「她不知道。她沒看過那封信，孫寶山看完就燒了。但她記得信封上的字——不是印刷的，是手寫的。字寫得很好看，一筆一划的，像練過。」
蘇棠放下筆。信封上好看的字。她想起沈硯之說過的那句話——「登記簿上那一頁，紙的邊上有撕過的痕跡，還有毛邊。」她想起杜德昌填寫的那些表格，每一個字都工工整整。這個人，字寫得好看。不是農民那種歪歪扭扭的字，是認真練過的字。杜德昌會不會寫字？她去他家裡走訪的時候，他家裡有沒有紙筆？她在腦子裡回放那天的每一個細節——院子裡沒有，正房她沒有進去。他的屋子裡可能藏著紙筆，可能藏著信紙，可能藏著寫了字的信封。那些信，可能是他聯繫那些幫工的方式。在那個沒有手機、沒有傳呼機的年代，寫信是最常見的聯繫方式。他寫信給那些人，告訴他們這裡有活干，工資高，包吃住。那些人來了，然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那些信，那些信封，那些寫了字的紙，如果還留著，就是證據。
周建國從外面進來了，把帽子掛在門後。他看了滿桌的材料，沒坐下，站著說了三句話。第一句：「明天老劉和春梅去安平縣，查那封信的來源。郵電所有記錄，查五月份從江城寄往安平縣的掛號信——不是掛號信也可能有記錄，郵電所的信件收發簿上都會登記。」第二句：「小蘇留在江城，去查杜德昌一九七六年去陝西的情況。市局那邊我打過電話了，他們會跟陝西省廳聯繫，先發協查函。」第三句：「馬國良今天從山上帶回來的那些東西，明天送到市局化驗。」
「這個案子，省廳開始關注了。」他的聲音比平時低了半度，「今天下午省廳刑偵處來了個電話，問紅旗公社失蹤案的情況。我說還在查，有進展會報。他們沒多問，但能打這個電話，說明上面有人在看。」
蘇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省廳關注，是壓力也是資源。壓力是——這個案子必須破，不能拖，不能出紕漏。資源是——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協調跨省能協調。她回到辦公室，把牆上的卡片重新整理了一遍。她把「陝西省」三個字寫在一張新卡片上，釘在最中間。杜德昌一九七六年的去向，可能是連接所有線索的關鍵。
走廊里的燈已經關了，只有辦公室這盞還亮著。日光燈管有一根老化了，閃得比昨天更厲害，一明一滅的，像一隻快要閉上的眼睛。蘇棠盯著那根燈管看了一會兒，想起前世那個凌晨兩點四十七分，想起那根報修了三次沒人來修的燈管。前世她死的時候燈管還在閃，這一世，她不會再讓任何一根燈管閃到最後一秒。至少在燈管滅掉之前，她要給牆上那些名字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