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梅從安平縣回來的第三天，老何從臨江縣又送來一份材料。
這份材料比之前任何一份都薄，只有一頁紙，但蘇棠把它看了四遍。紙是從派出所的登記本上撕下來的，邊角不齊，撕口參差，紙張發黃髮脆。上面用鉛筆記錄了三行字，字跡潦草得幾乎認不出來，是老何從檔案室一個從未歸檔的紙箱裡翻出來的——一九七六年，紅旗公社第三生產隊上報過一個失蹤人口，叫杜德昌。不是別人，就是杜德昌本人。
蘇棠拿著那張紙，站在那面牆前面。她把這行字反覆讀了幾遍，確認自己沒有看錯。一九七六年，杜德昌曾經失蹤過。記錄上沒有寫失蹤了多久，沒有寫去了哪裡，沒有寫是怎麼回來的，只有「上報」和「銷案」兩個詞。上報是一九七六年三月，銷案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失蹤三個月。一個農民，失蹤三個月，回來了，沒有人問他去了哪裡。在那個年代，一個人失蹤三個月不是什麼稀奇事，也許是去外地投親了，也許是去打工了，也許只是跟家裡鬧了矛盾出去散心。銷了案，就沒人再問了。但蘇棠的腦子轉了起來。一九七六年杜德昌失蹤，一九七五年他蓋了紅磚房。蓋房的錢從哪裡來？一九七六年他失蹤三個月，去了哪裡？一九七七年他加高了院牆。這三個時間點之間有沒有關係？她把一九七六年的那張卡片釘在牆上，跟一九七五年的紅磚房、一九七七年的高院牆釘在一起。三張卡片排成一排，中間的空白是她要填的。
老何站在牆前面看了一會兒，轉過身來。他的手插在褲兜里，肩膀微微聳著。
「我問過當年接手這個案子的民警，已經退休了，住在臨江縣養老院。他說，杜德昌回來以後，自己去派出所銷的案。問他去了哪兒，他說去外地親戚家了。哪個親戚？他說了一個名字，民警沒聽說過。沒有核實，銷了案就完了。」老何的聲音不大，每句話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那個年代，這種事太多了。人回來了就行，誰管你去了哪兒。」
劉建國一直沒有說話，靠在窗邊，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敲著。他敲的不是節奏，是一二三，一二三，像在數拍子，又像在想事情。
「一九七六年，」他終於開口了，「全國都在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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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裡安靜了一下。這個問題不需要回答。一九七六年，全國人民都在做同一件事——唐山大地震，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那一年沒有人在乎一個農民失蹤了三個月。那一年失蹤的人太多了，多到一個人的消失像一滴水落進了大海，連個聲音都沒有。
周建國從桌上拿起那張紙，湊近了看。他的老花鏡沒戴，把紙舉得遠遠的，眯著眼睛。看了半晌，他把紙放下，抬頭的時候，目光落在牆上那三十多張卡片上，像在數數。
「這個案子不能再拖了。」他的聲音不大，但屋裡所有人都聽清了，「再拖下去，還會有人去那個院子。那個院子還在，人還在，他不會停。」他把老花鏡摘下來，擦了擦鏡片，又重新戴上，慢吞吞的，像是在給自己時間想清楚下一句話該怎麼說。
「老劉，明天你跟小蘇再去紅旗公社。這次不是走訪，是排查。把杜德昌家前後左右所有的住戶全部走到，一戶不落。不是問『有沒有見過陌生人』，是問『一九七五年以來，杜德昌家有沒有什麼不正常的事』。」他頓了頓，「不正常的事，任何事。半夜亮燈，女人哭，狗叫，聞到怪味。什麼都行。」
趙春梅站在窗戶邊，背著光，臉上的表情看不太清楚，但她的聲音比平時低。
「安平縣那邊，我再去一趟。這次把劉大壯和馬國棟、孫寶山的家屬約到一起，座談。三個人分開說，跟湊在一起說，不一樣。分開的時候可能漏掉的，湊在一起互相提醒，說不定能想起來。」她停了一下，聲音低了幾分，「另外，三家人里的其中一家說，孫寶山走之前，在家裡翻過相冊，翻到一張照片，看了半天。他老婆問他看什麼，他說『這個人我好像在哪兒見過』。照片上是誰，他沒說。他老婆記不清那張照片上是誰了，但她記得那張照片是從哪裡來的——是孫寶山早年在外面幹活的時候，跟工友的合照。如果杜德昌以前也在外面幹過活，會不會——」
她沒有說完。但所有人都聽懂了。
劉建國把煙掐滅在鞋底上，菸頭在他拇指和食指之間碾了一下，滅了。
蘇棠回到了辦公室，把牆上所有的卡片取了下來，按照時間順序重新排列。不是按照失蹤時間，是按照杜德昌的時間線。一九七五年蓋紅磚房——錢從哪裡來？一九七六年失蹤三個月——去了哪裡？一九七七年加高院牆——為什麼要加高？一九七八年有人失蹤——第一個人是誰？她把這些問題的卡片釘在最上面一行。然後在下面一行釘上失蹤者的卡片。每一張失蹤者卡片，都在杜德昌的某一張卡片下面找到了位置。一九七八年秋天，李有田失蹤，對應的是院牆加高之後的第一年。一九七九年春天到夏天，王長河、趙三娃、劉德厚、陳德財連續失蹤，對應的是院牆加高之後的第二年。時間線不是一條直線，是一個漏斗。越往後，失蹤的人越多，間隔越短。頻率在加快。漏斗的口子在收緊。
蘇棠盯著那個漏斗看了很久。她想起前世學過的一個犯罪心理學概念——殺人犯的冷卻期。有些連環殺人犯在作案之後會有一段間歇期，幾個月，甚至幾年。間歇期越來越短，作案頻率越來越高。這是一種升級。隨著作案次數增加，兇手會越來越大膽，越來越熟練，越來越難以自控。杜德昌從一九七五年蓋房，到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失蹤，間隔了三年。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間隔縮短到了一年。如果今年下半年還有新的失蹤者——她不敢往下想了。
周建國的聲音從門口傳過來，他跟劉建國說完話，走進來，看了看蘇棠，又看了看那面牆。
「小蘇，不早了。回去休息。」
蘇棠應了一聲，沒有動。周建國在門口站了一會兒，沒有催她，腳步聲沿著走廊漸漸遠了。蘇棠還是沒走，她的眼睛盯著那張一九七六年的卡片——杜德昌失蹤三個月。這三個月里，他去了哪裡？如果他以前在外面幹過活，認識了一些人，那他現在招來的那些幫工，是不是就是通過當年的關係網找來的？她拿起筆，在一張空白卡片上寫下一行字：一九七六年，杜德昌去向。然後把這張卡片釘在最中間，用紅筆在周圍畫了一個圈。這張卡片，可能是解開整個案子的鑰匙。
走廊里有人在拖地，拖把撞到牆根，啪嗒一聲。蘇棠關燈，走出辦公室。走廊的燈還亮著，昏黃的光照在水磨石地面上。她下了樓，騎上車。夜風已經涼了，八月的第一天，風裡帶著秋天提前來的消息。梧桐樹的葉子在路燈下沙沙地響，光斑在地上晃來晃去。她騎得不快，腦子裡還掛著那張卡片。
到家的時候，客廳的燈還亮著。沈硯之坐在方桌旁邊，面前攤著一本翻了一半的書。聽到門響，他抬起頭看了她一眼，合上書，站起來走進廚房。廚房裡傳來煤油爐點火的聲音，鍋蓋碰鍋沿的聲音。過了一會兒，他端著一碗麵出來，擱在桌上。面是清湯麵，上面臥了一個荷包蛋，撒了一把蔥花。湯底是骨頭湯，她聞出來了，是前天燉排骨留的湯。
蘇棠坐下來吃麵。沈硯之坐在對面，沒有問她案子的事，沒有問她今天去了哪裡，沒有問她什麼時候回來的。他只是坐在那裡，面前放著一杯涼了的水，偶爾端起來喝一口。
「沈硯之。」蘇棠吃著面叫他。
「嗯。」
「如果一個人，失蹤了三個月，回來了，沒有人問他去了哪裡。你覺得他去了哪裡？」
沈硯之看著搪瓷缸子裡的水。水面映著燈泡的影子，一明一暗的，像一隻眼睛在眨。
「去了他不想讓人知道的地方。」
蘇棠把最後一口麵湯喝完了。她端著碗，看著碗底殘留的蔥花，把這句話含在嘴裡品了品。
她放下碗，站起來，走到臥室門口，回頭看了沈硯之一眼。他已經把碗收走了，水池裡傳來水龍頭的聲音，嘩嘩的，不急不慢。
她關上臥室的門，躺到床上。天花板上有一道細細的裂縫，從燈口一直延伸到牆角，像一條乾涸的河流。她盯著那條裂縫，腦子裡在畫另一張地圖——一九七六年，杜德昌失蹤三個月的路線圖。起點是紅旗公社，終點是未知。她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但她知道，那個地方一定跟他後來招來的那些幫工有關。也許是一個工地，也許是一個礦區，也許是一個勞力市場。他在那裡認識了一些人，記住了他們的名字，知道了他們的家鄉，了解了他們的家庭狀況。哪些人是有家有口的，哪些人是孤身一人的。哪些人失蹤了會有人找，哪些人不會。他花三個月的時間，給自己建立了一張網。網上的每一個節點，都是他後來篩選出來的獵物。
蘇棠翻了個身，閉上眼睛。她想起今天在杜德昌家看到的那個石墩——墩面磨得光滑發亮，被人坐了不知道多少年。什麼樣的人，會在院子裡放一個石墩，天天坐在上面？一個等人的人。他坐在那個石墩上，等著下一個獵物上門。他從一九七五年開始等，等到了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