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國說過「不打草驚蛇」。但蛇在洞裡不出來，你得在洞口跺腳。
蘇棠和劉建國再次來到紅旗公社，這次沒有繞路，沒有蹲守，沒有從側面打聽。他們直接走到了杜德昌家門口。鐵門還是關著，但蘇棠注意到門環上有一層薄灰——不是很久沒人碰過的那種，是每天都有人碰、但今天還沒碰過的那種。門是開過的，今天開過。劉建國看了她一眼，伸手敲了門。不是拍，是敲，三下，不輕不重，像普通村民串門。敲門的聲音在鐵門上彈了一下，悶悶地散開了。
腳步聲從院子裡傳過來，不急不慢。鐵門從裡面開了，杜德昌站在門後，穿著一件灰撲撲的對襟褂子，黑布褲，黃膠鞋。他看了劉建國一眼，又看了蘇棠一眼，目光在蘇棠臉上停了一瞬，然後收回去。沒有任何多餘的停留，沒有驚訝，沒有緊張，就像看到一個意料之中的人。
「公安局的。」劉建國亮了工作證，「了解一下村里外來人員的情況。」
杜德昌往旁邊讓了讓。蘇棠走進去，這是她第一次進到這個院子。院子比她想像的大，也比她想像的整潔。地面鋪著磚，不像一般農家院子那樣泥土地，磚鋪得整整齊齊，縫隙里沒有長草。東邊堆著一摞劈好的柴火，碼得方方正正；西邊有一個雞窩，用磚砌的，頂上蓋著石棉瓦，幾隻在裡面咕咕叫。院子中間放著一個石墩，墩面上磨得光滑，像是坐了多年磨出來的。正房是三間，紅磚牆，灰瓦頂，門窗刷著綠漆。窗戶關著，從外面看不到裡面。整個院子的氣質跟外面的土坯房不一樣——不是氣派，是封閉。像一個人把嘴閉緊了，什麼都不會往外說。
杜德昌的老婆從正房裡出來，端著一個搪瓷盆，盆里裝著擇了一半的菜。她看到蘇棠和劉建國，腳步停了一下，然後把盆放在院子裡的石墩上，轉身回了屋，沒有再出來。
「坐。」杜德昌指了指院子裡的兩條長凳。
蘇棠坐下來，劉建國站在旁邊，沒坐。他從帆布包里掏出筆記本和筆，翻開，筆尖點在紙面上，準備好記錄。蘇棠知道劉建國的用意——一個人站著，一個人坐著，坐著的人讓被詢問者放鬆，站著的人讓被詢問者感到壓力。兩個人，兩種姿態，一個人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他們的默契在這幾天的配合中已經長出來了，不用商量，不用眼神，自然就像左右手。
「杜德昌同志，你家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招幫工的？」
杜德昌沒有馬上回答。他從褂子口袋裡摸出一包煙，大前門，抽出一根，點上，吸了一口。煙霧從他鼻孔里噴出來，在兩個人之間散開。
「前年。地里的活忙不過來，我媳婦身體不好，一個人干不動。」
「招的都是什麼人？」
「外地的。本村的沒人願意來，工錢開不高。」
「通過什麼渠道招的？」
「托人介紹。有人來就干，沒人來就算了。」
蘇棠的筆記記得很快，字跡潦草但每一筆都是原話。杜德昌回答得滴水不漏。不是那種支支吾吾、編不出來的漏洞，是那種每句話都想好了才開口的周全。這種周全本身就是一種信息。一個種地的農民，面對警察的問話，思路清晰，措辭得體，不慌不忙，不卑不亢。這不像一個常年跟土地打交道的人，更像一個經歷過某種訓練或者某種場面的人。
「去年秋天，有個穿藍色褂子的小伙子從你家出來，你記得嗎？」
杜德昌彈了彈菸灰，動作很慢。
「記不清了。來的人多，走的也多。不常住的，我不記。」
「有沒有一個叫王長河的？臨江縣人，三十八歲，今年五月來的。」蘇棠的眼睛一直看著杜德昌，沒有離開過。她不是在等他的回答，是在等他的反應。
杜德昌的煙停在手指間，火柴燃燒的聲音在這一刻似乎變得格外清晰。沒有。他的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眼睛不眨，嘴角不動，連拿煙的手都沒有抖。蘇棠前世見過太多嫌疑人，知道一個人在被問到關鍵問題時的反應只有兩種——控制過的，和沒控制過的。杜德昌的反應是控制過的。太控制了。一個人在聽到一個陌生名字的時候，正常的反應是思考——我認不認識這個人？他為什麼要問我？這個過程會有細微的表情變化，眉毛動一下，眼睛眯一下，嘴唇抿一下，都是正常的。杜德昌什麼都沒有。他在聽到「王長河」三個字的瞬間，把所有可能泄露信息的東西全部關掉了。這扇門關得太快、太徹底了，就像他早就知道這個名字會被問到。
「不認識。」他說。
劉建國在筆記本上寫了兩個字。蘇棠沒有看，但她知道那兩個字不是「不認識」。是「假的」。
「你每次招工，跟幫工簽不簽什麼協議？」
「不簽。口頭說好工錢，幹完就給。」
「工錢怎麼給？現金？」
「現金。我手裡不留帳。」
蘇棠的問題一個一個地拋出去，杜德昌一個一個地接住，沒有漏掉任何一個，也沒有讓任何一個砸到他。回答的都是事實，但都不是事實的全貌。這種對話像在下棋，你走一步，他走一步，棋盤上沒有破綻，但你知道他在藏著什麼。蘇棠合上筆記本，站起來。
「杜德昌同志，謝謝你的配合。以後可能還會來打擾。」
杜德昌也站起來，把菸頭掐滅在鞋底上，菸頭在地上碾了一下，滅了。「配合政府是應該的。」
出了鐵門，走出去很遠，劉建國才開口。「他每句話都回答得很清楚，但仔細一想，什麼都沒說。招工信息沒有，中間介紹人沒有，幫工的名字一個也沒提。他那個態度，像是早就知道我們會來，早就想好了怎麼回答。」
蘇棠想起杜德昌剛才回答問題時眼珠的動作。人在回憶真實發生過的事情時，眼珠通常會向左上方轉；在編造信息時，通常會向右上方轉。杜德昌回答每一個問題之前，眼珠都向右上方轉了一下。幅度很小，不仔細看看不出來。但她看到了。她前世學過微表情，雖然這一世沒人教過她，但她的眼睛還記得。
「劉哥，他說『不認識』王長河的時候，右眼角的肌肉顫了一下。不是眨眼睛，是顫。不受控制的。」
劉建國看著她。不是懷疑的目光，是那種「你確定嗎」的目光。蘇棠沒解釋。她沒法解釋她怎麼知道這些，在這個年代，沒有微表情分析這門學科，沒有行為分析這門技術。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刑警，說「我看到他眼角的肌肉顫了一下」，別人會覺得你疑神疑鬼。但她知道那是真的。
「先記著。」劉建國說。他的聲音很平靜，但蘇棠注意到他的步子比來時快了一些——他信她。
從杜德昌家出來，蘇棠和劉建國在村里又走了幾戶。不是之前走過的那幾家，是新的。幾戶住在杜德昌家後面坡上的人家，從那個位置能看到杜德昌家後院的一部分。有一戶姓顧的，男人在城裡當臨時工，不常回來，家裡只有女人和兩個孩子。女人說，她有時候晚上起來給孩子把尿，看到杜德昌家後院的燈亮著。不是一兩次，是經常。深更半夜，一個農村人家，後院亮著燈，不知道在幹什麼。蘇棠問她是前半夜還是後半夜，她說後半夜，有時候都一兩點了，燈還亮著。農村人睡得早，九點多就熄燈了。杜德昌家後院的燈在凌晨一兩還點著，他在幹什麼？
另一戶姓葛的，老太太七十多了，耳朵不好，蘇棠湊在她耳邊大聲問。老太太說了一句：「德昌家那口子，有時候在院子裡哭。半夜，哭的聲音不大，嗚嗚的，跟貓叫似的。我問過她，她說不舒服。不舒服就哭？誰信？」
蘇棠把這些話一句一句地記下來。凌晨的燈，半夜的哭聲，那些不是證據，不能把杜德昌送進監獄，但它們在拼湊一幅畫——一個人在一個封閉的院子裡，半夜亮著燈，他的妻子在院子裡哭。這幅畫不能定罪，但它告訴你，這個院子裡發生過什麼不正常的事情。
傍晚，蘇棠和劉建國回到分局，趙春梅已經從安平縣回來了。她的筆記本比走的時候厚了一倍，夾了很多紙條，邊角都卷了。她把筆記本攤在桌上，翻到中間一頁。
「劉大壯的媳婦說，劉大壯走之前，有一個男的來過他家。個不高，黑黑的，五十來歲，說是江城那邊來的，有活介紹。劉大壯跟他出去吃了一頓飯，回來就說要去江城。那男的是誰，她不知道，沒問。」趙春梅又翻了幾頁，「馬國棟的老婆說的差不多。也是有一個男的來找他，說是介紹活乾的。她記得那個男的說話帶江城口音，但不是城裡人的那種，有點像江城北邊鄉下的口音。具體哪裡，她說不上來。」
蘇棠看了劉建國一眼。劉建國的眼皮垂著，但他在聽，每一個字都在聽。江城北邊鄉下的口音，紅旗公社就在江城北邊，是農村。杜德昌的口音，就是江城北邊鄉下的。這條線還不能直接連到杜德昌身上，但方向是對的。趙春梅翻到筆記本的最後幾頁。「孫寶山的老婆說，孫寶山走之前跟她提過一句，『老杜說那邊活多，干不完』。老杜是誰，她不知道。她覺得可能是介紹人的姓。」
老杜。不是「一個姓杜的」，是「老杜」。這個稱呼比「姓杜的」更近了一層，說明孫寶山跟這個人打過不止一次交道。蘇棠低下頭，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三個字：老杜。然後在這三個字和杜德昌的名字之間畫了一條線，不是虛線，是實線。安平縣的三個失蹤者，兩個有目擊描述，一個提到了「老杜」。加上王長河、趙三娃、陳德財、李有田——所有的線索都指向同一個方向。
牆上的卡片重新排列了。按照地理位置重新排，不是按照時間。以杜德昌家為中心，紅旗公社的失蹤者在近處，臨江縣的稍遠，安平縣的更遠。每個失蹤者都在杜德昌家周圍畫一個圈，這些圈重疊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圓。這個圓，就是以杜德昌家為中心，方圓幾十公里的區域。蘇棠退後兩步，看著那面牆。卡片和線織成了一張網，網的中心是杜德昌，網上的每一個節點是一個失蹤的人。這張網不是她畫出來的，是這些失蹤者的行蹤自己畫出來的。她只是把它們釘在了牆上。
天色漸暗，她開了燈，日光燈管閃了兩下才亮。蘇棠沒有走，她站在那張網前面，看到了一條之前沒注意到的線——1977年之前，杜德昌沒有發家。紅磚房是1975年蓋的，院牆是1977年加高的。蓋房的錢從哪裡來？加高院牆的錢從哪裡來？一個種地的農民，他的收入是透明的，糧食產量、副業收入，生產隊都有記錄。但杜德昌的錢不像是從地里長出來的，是別的來源。什麼來源？蘇棠把這個問題寫在卡片上，釘在網的最中心。這是她下一個要查的方向。
辦公室的門從外面推開了。沈硯之端著一個搪瓷缸子站在門口，缸子上蓋著一個盤子。他穿了一件深藍色的工裝外套，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來的小臂上有幾點油污。蘇棠看他了一眼，沒說話。
沈硯之也沒說話，走進來，把缸子放在蘇棠桌上，揭開盤子。缸子裡是米飯，上面蓋著紅燒排骨和炒青菜。他把盤子蓋回去，轉身走了。
蘇棠看著那碗飯，端起來吃了一口。飯還是熱的。她嚼著飯，看著牆上那張網。網的中心是一個紅磚院子，院牆很高，鐵門關著。她要把這扇門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