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技術科的鑑定結果出來得比預想的快。
老錢當天晚上就把那盒骨頭帶回了市局，親自守在法醫室等結果。法醫姓鄭，叫鄭明遠，五十多歲，文革前的老法醫，全市公安系統唯一一個科班出身的。他戴著老花鏡，把那些骨頭放在不鏽鋼檯面上，一塊一塊地擺好，用卡尺量，用放大鏡看，在記錄本上一筆一划地寫。老錢搬了把椅子坐在旁邊，一根接一根地抽菸，鄭明遠被煙嗆得咳嗽了好幾回，但沒讓他出去。幹這行的都知道，等結果的時候，誰也坐不住。
第二天上午，蘇棠接到老錢的電話。他的聲音從話筒里傳過來，沙啞，帶著熬夜的疲憊：「鄭法醫的鑑定報告出來了。顱骨——死者為男性，年齡在三十五到四十五之間，死亡時間一年以上，兩年以內。顱骨頂部的裂縫是鈍器擊打造成的，生前傷。肋骨骨折也是生前傷，不止一處。另外——」
他頓了一下，蘇棠聽到話筒里有翻紙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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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頸骨上有切割痕跡。不完整，只有兩道，但能看出來是銳器造成的。」
蘇棠的手緊了緊。鈍器擊打頭部，多處肋骨骨折，頸部有切割痕跡。不是意外，是謀殺。而且不是衝動殺人——鈍器、銳器兩樣東西，說明兇手在行兇過程中換了工具，是有準備的。她掛了電話，把結果寫在卡片上，釘在牆上。牆上的卡片已經快三十張了，密密麻麻的，像一面情報板。失蹤者卡片、地點卡片、線索卡片、時間線卡片，每張卡片上都用不同顏色的筆標註了信息——黑色是事實，紅色是推斷，藍色是待查。
周建國站在牆前面看了很久。他看了卡片，又看了地圖，又看了卡片。最後他把煙掐滅在菸灰缸里，說了一句話：「申請拘捕證？」
不是問句，是確認。老劉靠在椅子上，手裡的搪瓷缸子擱在膝蓋上，茶水已經涼透了，他沒有喝。他想了想，說了一句話：「證據鏈條還在拼。光靠骨頭裡的傷痕和幾個失蹤報案，不夠。他不是一個人住，家裡還有老婆。如果拘了但找不到直接證據，撬不開他的嘴，到頭來還得放人。放了，就再也別想抓了。」
他頓了頓，把缸子放在桌上，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送得很清楚。「除非在他家裡找到東西。人身上穿的，手裡拿的，或者——還有什麼別的沒來得及處理的。」
周建國沒接話。他走到那面牆前面，把杜德昌的卡片從牆上取下來，在手裡翻來覆去地看了兩遍，又釘回去了。
「老劉，你繼續查他這兩年跟外來人員的接觸。把所有在他家出現過的人全部摸出來。名單上的人，活要見人——」他沒有說下半句。
趙春梅從安平縣回來了，帶回來一沓材料。她把材料往桌上一放，搪瓷缸子裡的水濺出來一些，灑在桌上洇成一灘。她沒擦，直接從包里掏出一個筆記本翻開來，聲音又急又脆，像炒豆子。
「安平縣公安局那邊，我翻了他們前兩年的失蹤報案記錄。去年三月，一個叫劉大壯的，三十九歲，瓦匠，說是有個江城的朋友介紹他去北郊幹活，走了就沒回來。去年七月，一個叫馬國棟的，四十一歲，木匠，也是說有人介紹他去江城北郊。還有一個今年二月的，叫孫寶山，三十七歲，粉刷工，一樣的說法。三個人家屬都報了案，都說『有人介紹』，但介紹人是誰，沒人說得清楚。有的說是『一個姓杜的』，有的說是『紅旗公社那邊的』，有的就說『一個朋友』。」她停下來，看著大家，「三個人。都是手藝人。都是去江城北郊。都消失了。」
劉建國把這三個人加到了名單上。名單越來越長，從最初的三個，到五個，到七個，到九個，現在十二個。十二個名字，整整齊齊地列在一張紙上，用鋼筆寫的，字跡工整，筆畫清晰。每個人的名字後面跟著年齡、職業、失蹤時間、最後出現的地點。十二個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下午，老何從臨江縣騎了兩個小時的自行車趕到分局，褲腿上全是泥點子，鞋面上結了一層干泥巴，一走路就往下掉渣。他從帆布包里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周建國。信封鼓鼓囊囊的，封口用漿糊粘了三道，漿糊幹了，信封表面硬得像牛皮。
「臨江縣局檔案室翻出來的。七七年十一月，紅旗公社的一個五保戶失蹤案，叫孫德勝，六十二歲。當時沒有立案，按『走失』處理的。但檔案袋裡有走訪記錄，走訪的民警在記錄里寫了一句話——」老何把信封打開，從裡面抽出一張發黃的紙，紙已經脆了，邊角一碰就掉渣。他把那張紙展開，念出來，「『據村民反映，孫德勝失蹤前曾在杜德昌家附近出現過。』就這麼一句話。」
六十二歲的五保戶。他不是勞動力，不是手藝活的人，杜德昌找他幹什麼？蘇棠把孫德勝的卡片釘在牆上，跟其他的卡片之間隔了一段距離。這張卡片跟別的顏色不一樣——別的都是勞動力，這個是老人。不在篩選標準里。為什麼？
蘇棠盯著那張卡片看了很久，忽然想到了什麼。她回頭看了劉建國一眼。
「劉哥，五保戶是什麼意思？」
屋子裡安靜了。不是那種大家都沒話說的安靜，是那種所有人都同時想到了同一件事的安靜。十二個失蹤者里，大部分是外地人，本地人里也有像李有田、劉德厚這樣的——他們有家人，有老婆，有兄弟姐妹，會報案，會等他們回家。但那些外地來的呢？那些從安平縣、從臨江縣、從更遠的地方來的呢？他們來了，消失在這片山里，不會有人在江城報案，連失蹤記錄都不會有。杜德昌選人的標準，可能不是手藝，不是年齡，是「失蹤了也不會被人找」。外地人符合這個標準。五保戶更符合。
周建國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缸底磕在桌面上，發出沉悶的一聲響。「明天。老劉、小蘇，你們去紅旗公社，把杜德昌家方圓一公里所有住戶再走一遍，一戶都不能漏。春梅，你去安平縣，把那三個失蹤者的家屬走訪一遍，問清楚介紹人的信息。老何，你回臨江縣查孫德勝的社會關係。」他站起來，雙手撐著桌面，目光掃過在場的所有人。「各條線同時推進，三天之內，把杜德昌這條線上所有的點全部查清楚。」
散會後天已經黑了。蘇棠沒有回家，她坐在辦公室里，把牆上所有的卡片重新整理了一遍。她把十二張失蹤者卡片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從最早失蹤的孫德勝到最近失蹤的趙三娃，時間跨度將近兩年。她發現了一個規律——越往後，失蹤者之間的距離越短。孫德勝之後隔了將近一年才出現第二個，然後間隔越來越短，到今年五六月，一個月之內失蹤了三個。頻率在加快。為什麼？
她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是紡織廠的煙囪，晚上的煙囪不冒煙，只有一根灰白色的水泥柱子戳在黑夜裡。遠處有零星的燈光，是家屬區的窗子透出來的。有人在看電視，有人在做飯，有人在吵架。在那些燈光里，沒有人知道這片山的另一邊發生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