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蘇棠到辦公室的時候，趙春梅已經在牆上的地圖前站著了。
她用紅筆把紅旗公社西邊的那片丘陵圈了出來，從杜德昌家往西，畫了一條線，穿過丘陵，一直畫到山腳下。那條線歪歪扭扭的，但她畫得很用力，原子筆尖把紙面壓出了一道凹痕。她把筆帽蓋上，轉過身來。
「老何那邊來電話了。外號『老扁』的那個人，真名叫陳德財，臨江縣靠山屯人，三十四歲。他老婆說，去年十一月去的江城打工，說是一個老鄉介紹的活，在北郊那邊。走了以後來過一封信，說幹得還行，之後就再沒消息了。最後一封信的郵戳，是今年一月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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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去江城，今年一月最後一封信。如果是去北郊打工，按時間推算，他可能見過杜德昌，也可能——見過杜德昌家的院子。蘇棠把陳德財的名字寫在卡片上，釘在牆上，跟那四張失蹤者的卡片並排。
劉建國從外面進來，手裡拿著一個牛皮紙信封，邊角磨損了，被折過又展平，摺痕處發白。他把信封遞給蘇棠。「臨江縣局送來的。陳德財的照片，他老婆給的。」
蘇棠打開信封，抽出照片。是一張兩寸的黑白照片，邊角發黃。照片上的人三十出頭，黑瘦，顴骨高，嘴唇厚，穿著一件舊軍裝。胸口的口袋上別著一支鋼筆，這是那個年代照相的標配。她把照片看了很久，把每一處細節都記在腦子裡——眉骨的高度，鼻樑的弧度，下巴的輪廓。如果有一天她需要在一群人里認出他，或者——在別的地方辨認他，她不能認錯。
「去靠山屯。」劉建國已經背上了帆布包。
靠山屯在臨江縣最北邊，緊挨著紅旗公社，從江城騎車要兩個小時。劉建國騎車，蘇棠坐在后座上。路越走越窄，從柏油路變成砂石路，從砂石路變成土路。路兩邊的玉米地換成了高粱地，高粱稈子比玉米還高，穗子沉甸甸地垂著頭，風一吹，整片地像一片紫紅色的海。
劉建國騎到一個岔路口，停下來。他從帆布包里掏出一張皺巴巴的地圖，展開，用手指在上面找位置。蘇棠坐在后座上，看著他的後背。他的警服後背濕了一大片，貼在身上，肩胛骨的輪廓一清二楚。他看地圖的姿勢跟她不一樣——她習慣把地圖攤在桌上低頭看，他習慣舉在手裡平視，像開車看路標一樣。姿勢不同，但專注的程度是一樣的。幹這行二十年，還能對每一條沒走過的路保持這種專注，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
「走這邊。」他把地圖折好塞回包里。
靠山屯是一個很小的村子，二十來戶人家，散在一片坡地上。村口沒有老槐樹，只有一塊大石頭，石頭上坐著幾個小孩，光著腳，衣服上全是補丁。他們看到兩個穿警服的人騎車過來，從石頭上跳下來跑了。
陳德財家在村子最裡面，三間土坯房，院牆是用石頭壘的，不到腰高，站在院門口就能把整個院子看遍。院子裡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正在餵雞，手裡端著一個破搪瓷盆，盆里是玉米面拌的糠。她看到蘇棠和劉建國走進來，手裡的盆晃了一下，玉米面灑出來一些，幾隻雞撲上來搶。
「陳德財家？」劉建國站在院門口。
女人把盆放在地上，在圍裙上擦了擦手。她的手很粗糙，指甲縫裡全是泥，指節粗大。
「我是他老婆，劉鳳英。」她的聲音不大，目光在兩個人臉上來回掃了兩遍，「他是不是出事了？」
劉建國沒有直接回答。「陳德財是什麼時候走的？」
「去年十一月。十一月十二號。我記得清楚，因為頭天是他生日，我給他擀了麵條。」劉鳳英說起日期的時候沒有猶豫，像在心裡念了無數遍。
「走之前，說過去哪兒嗎？」
「說去江城打工。一個老鄉介紹的活，說是在北郊那邊，工資給的高。」她的聲音開始發緊，「他走了以後來過一封信，說幹得還行，讓家裡別惦記。之後就再沒信了。我往他信上留的地址寫過信，退回來了，說沒有這個人。」
「信還在嗎？」蘇棠問。
劉鳳英轉身進屋，過了一會兒拿出一封信。信封已經皺得不成樣子了，邊角捲曲，上面貼著一張磨損的郵票。收信人地址寫的是蘇棠的本子上。寄信人地址寫的是「江城市北郊紅旗公社」——只有這個，沒有具體的村名、門牌號。蘇棠把信封翻過來，封口是用漿糊粘的，已經開了。她把信紙抽出來，是一張從筆記本上撕下來的紙，藍色的橫格，字跡潦草但能辨認。信很短，只有幾行字：
「鳳英，我到了。活不重，老闆人還行。工資一個月四十，管吃住。你別惦記。德財，十一月二十日。」
一個月四十塊。比王長河聽說的一天一塊二還高。這麼高的工資，從哪來的？蘇棠把信紙放回信封里，裝好。這封信她要帶走。
「劉鳳英同志，這封信我們先借用一下。」
劉鳳英點了點頭。她的手攥著圍裙的下擺，攥得很緊，指節發白。「同志，他是不是出事了？」她又問了一遍。這一次她的聲音在抖。
劉建國沉默了片刻，沒有直接回答。「我們在查。有消息會通知你。」這句話是所有警察在沒有答案的時候都會說的話。不是敷衍，是沒有辦法。沒有消息，就是沒有消息。他們不能騙她說「沒事」，也不能告訴她「可能出事了」。他們只能把問題帶回去，把答案找出來。
從靠山屯出來，劉建國沒直接回江城。他騎著車，沿著紅旗公社西邊的丘陵地帶轉了一圈。路不好走，全是土路和碎石路，自行車顛得厲害。蘇棠坐在后座上，一隻手抓著車座下面的彈簧，另一隻手按著布兜，怕裡面的信和照片顛出來。
他們找到了杜德昌前天下午可能走的那條路。從杜德昌家往西，穿過一片玉米地，上一道土坡，沿著丘陵的邊緣走，大約四十分鐘，到一座小山腳下。山不高，長滿了松樹和灌木，沒有路，只有放羊的人踩出來的小徑。劉建國把車停在路邊，站在山坡上，往四周看了看。
蘇棠站在他旁邊，風吹過來，松樹枝葉沙沙地響。她看著山的那一邊，什麼都看不見，只有連綿的樹冠和遠處隱約的炊煙。陳德財從靠山屯到紅旗公社，走的可能就是這條路。一個多小時的腳程。他來了，然後——他沒有再回去。蘇棠把這一條路記在了腦子裡，每一道彎，每一道坡，每一個岔路口。這是一條單程的路。如果這條推理成立，她還需要找到另一頭的證據。
「劉哥，我想上山看看。」
劉建國看了她一眼。他的表情在午後的陽光里看不太清楚，但他的眼神蘇棠看到了——那是一個不願意說「不行」但又不知道該不該說「行」的眼神。他沉默了幾秒。
「今天不行。沒有搜查令，沒有證據，上去也是瞎轉。等材料齊了，申請正式勘查。」
蘇棠知道他說得對。但她看著那片松林，覺得那個紅磚院牆的秘密，可能就藏在這片山里。
回城的路上，天又黑了。七月的最後一天，風裡開始有了秋天的味道，不那麼悶了，吹在臉上乾爽了一些。蘇棠坐在后座上，把那封信從布兜里掏出來，就著路燈的光又看了一遍。
「鳳英，我到了。活不重，老闆人還行。工資一個月四十，管吃住。」
一個月四十。王長河聽說的是一天一塊二，一個月三十六。趙三娃聽說的是「干一個月頂在城裡干仨月」。杜德昌給出的工資，比市面上的行情高出將近一倍。高工資吸引人來，來了之後——來了之後呢？蘇棠把信折好，放進信封里。她不想往下想了。
到分局的時候，趙春梅還在辦公室。她把蘇棠和劉建國叫過去，從抽屜里拿出一份文件。
「市局刑偵處的協查通報發下去了。周邊五個縣市都收到了。」她翻開文件，「目前反饋回來的——安平縣有一個失蹤案，今年四月，一個叫張德勝的，四十一歲，也是外出找工作，沒回來。安平縣公安局已經派人去查了。其他縣市暫時沒有。」
趙春梅看著蘇棠，停了一下。「安平縣在紅旗公社西邊，翻過山就是。」
蘇棠拿出地圖，找到了安平縣的位置。從紅旗公社往西，翻過那片丘陵和山，就是安平縣的地界。杜德昌前天下午往西去了兩個小時十分鐘，如果騎車，能到安平縣境內的某個地方。兩個小時十分鐘，來回的路程，辦事的時間，剛好一個來回。他去安平縣幹什麼？找人？辦事？還是——蘇棠在筆記本上畫了一個三角形。三個頂點：紅旗公社杜德昌家，臨江縣靠山屯，安平縣。三條邊：杜德昌家到靠山屯，陳德財走的路線；杜德昌家到安平縣，杜德昌前天下午的去向；靠山屯到安平縣，山的兩邊。三個點連起來，不是三角形，是扇面。杜德昌家在扇面的中心，靠山屯和安平縣在扇面的兩條邊上。扇面覆蓋的區域，就是那片丘陵和山。中心的人，輻射到扇面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角落都有人失蹤。
牆上的卡片又多了一張——陳德財。五張卡片，五個名字，五個失蹤時間，橫跨近兩年。蘇棠站在牆前面，看著那些卡片。她發現一個問題——這五個人都是男性，年齡在三十到四十五之間，都是勞動力，都是外出找工作後失蹤。他們不是隨機消失的。他們是被選中的。選中的標準是什麼？不是年齡，不是長相，不是籍貫。是他們都是「能幹活的人」，都是「出門找活乾的人」。都是那種——消失了一個月、兩個月、半年，家裡報了案，派出所登記了，然後就再也沒有然後了。這種人在這個年代太多了，多到他們的失蹤像一滴水滴進河裡，連個水花都看不見。
蘇棠把筆記本合上。她想起李桂香攢了兩年的三十塊錢，想起陳德財信上寫的「一個月四十」，想起王長河出門前把水缸挑滿，跟老婆說「夠你用半個月的」。這些人走的時候都以為自己是去掙錢的，都以為過幾天就能回來。沒有人知道自己去的是一扇鐵門，關了就不再開。
辦公室的燈還亮著。趙春梅在整理材料，劉建國在窗前抽菸，蘇棠站在那面牆前。明天，還要去紅旗公社。還要去那個紅磚院子。還要去那片山。她沒有回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