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江縣城關派出所的辦公室比江城分局的小一半，但擠了六張桌子，走路要側著身。蘇棠和劉建國到的時候，趙春梅已經在了。她占了靠窗的位子，面前攤了一堆材料，手邊擱著一個搪瓷缸子，茶早就涼了，她沒顧上喝。
她對面坐著一個三十出頭的男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軍裝，沒戴警銜，但坐姿一看就是幹過兵的。趙春梅介紹了一下——臨江縣公安局刑偵股的老何，大名何衛東，幹了八年刑警，是臨江縣唯一一個去過省廳培訓過的。老何話不多，跟劉建國握了手，點了頭，就沒再出聲。但他看蘇棠的目光多停了一秒——一個二十出頭的女同志，主查，他大概在掂分量。
趙春梅把今天上午的收穫攤在桌上。她去了柳河村，把王長河家的情況摸了一遍。
「王長河，三十八歲，務農。家裡還有一個老娘，七十三歲，癱在床上。他老婆李桂香一個人照顧老的，還要種地。」趙春梅的聲音比平時低，辦公室里的幾個人不自覺地湊近了些。「他出門那天是五月十九號。李桂香記得清楚，因為頭天晚上王長河把家裡的水缸挑滿了，跟他老婆說『夠你用半個月的』。」
蘇棠的筆尖停了。一個人出門前把水缸挑滿，說明他不是臨時起意，是計劃好的。但他計劃的是一趟短途——半個月。他以為自己半個月就能回來。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
「他帶了多少錢？」劉建國問。
「三十塊。攢了兩年的。」趙春梅翻著筆記本，「李桂香說，王長河走之前跟村裡的劉保國聊過。劉保國說，王長河告訴他，有個熟人在江城北郊那邊找到了活干，工資不低，一天一塊二，還管飯。王長河動心了，問那個熟人是誰，在哪兒找的活。劉保國說他也不太清楚，就是聽人說的，好像是紅旗公社那邊的。」
又是紅旗公社。蘇棠在筆記本上又寫了一次這四個字。紙面上已經密密麻麻寫了好幾遍，每寫一遍，那個地名就重一分。
「劉保國說的那個『熟人』，能找到嗎？」
趙春梅搖頭，「他說是聽一個外號叫『老扁』的人說的。老扁是隔壁村的，去年冬天去江城打工了，到現在沒回來，也沒人聯繫得上。」
劉建國靠回椅背。一個鏈條上的每一環都斷了——王長河找到劉保國，劉保國找到老扁，老扁不見了。這不是巧合。這是一個被刻意切斷了線索的鏈條。
老何一直沒說話，靠在椅子上，兩手交叉在胸前。聽到這裡，他忽然開口了，聲音不大，帶著臨江本地口音：「你們查的這個杜德昌，去年冬天有沒有出過遠門？」
蘇棠和劉建國對視了一眼。
「為什麼這麼問？」劉建國說。
老何沒直接回答，彎腰從腳邊的帆布包里抽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把裡面的東西倒在桌上。是幾張照片——黑白照片，邊角發黃，拍的是一片荒地，雜草叢生，遠處有幾棵樹。照片背面用原子筆寫著日期和編號。
「去年十一月，臨江縣和紅旗公社交界的那片荒山，有人放羊的時候發現了一具白骨。」老何的聲音始終是平的，像在說一件跟自己無關的事，「當時縣局去看過，骨頭不全，被野獸啃過，散了一地。衣服爛得差不多了，只剩幾塊碎布片。法醫檢驗了一下，說是男性，年齡在三十到四十之間。身上沒有任何能證明身份的東西。」
屋子裡安靜了。不是那種尷尬的安靜，是所有人都同時在消化一個信息的安靜。
「案子後來呢？」蘇棠問。
老何看著桌上那幾張照片，沉默了幾秒。「沒破。沒有身份，沒有線索，不知道是誰，不知道從哪裡來，不知道怎麼死的。縣局立了案，但查不下去。卷宗現在還壓在我柜子里。」他停了一下，「去年秋天的事。」
去年秋天。周老太太看到那個穿藍色褂子的年輕小伙子從杜德昌家出來，是去年秋天。蘇棠看了一眼劉建國，劉建國沒看她，他的目光落在那幾張照片上，瞳孔微微縮著，下頜咬得很緊。
趙春梅把照片拿過來，一張一張地看。看到最後一張的時候，她停住了，把照片湊近了些。「何股長，這堆骨頭旁邊，有沒有發現什麼東西？比如——」她頓了一下，「比如布條、繩子之類的。」
老何站起來，從他帶來的帆布包里又翻出一個塑膠袋。塑膠袋是透明的，已經發黃了，裡面裝著幾塊深色的碎片。他把袋子放在桌上，沒打開。
「現場提取的。衣服的殘片，大部分爛了，這幾塊是相對完整的。顏色看不太清了，但能看出是深色的。」
趙春梅拿起袋子，把裡面的碎片隔著塑膠袋捏了捏。她放下袋子，看著老何。
「何股長，這個人，你們查到他跟紅旗公社有關係嗎？」
老何搖頭，「沒有。排查過周邊幾個村子，沒人認領，沒人報失蹤。這人就像從天上掉下來的。」他頓了一下，「杜德昌這個人的名字，我今天是第一次聽到。」
蘇棠看著桌上攤開的東西——三份失蹤報案記錄，一份去年的白骨卷宗，一袋看不出顏色的衣服碎片。這些東西原本散落在不同的抽屜、不同的柜子、不同的派出所里，彼此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現在它們被擺在了同一張桌子上。就像拼圖的碎片被倒出來，散了一桌，還沒開始拼，但你已經能看到畫面的輪廓了。
劉建國拿起那幾張白骨照片，看了很久。他把照片放下，看著老何。「何股長，這份卷宗，我想借回江城去。」
老何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行。但你要給我寫個借條。我這邊也要留底。」
劉建國從筆記本上撕了一頁紙，三行字，簽了名。老何把那張紙折好，放進信封里。
趙春梅把桌上的東西收攏歸位，站起來，從軍綠色帆布包里掏出一張摺疊的江城市地圖，在桌上展開。地圖是前年的，邊角捲曲，摺痕處已經發白了。她用鋼筆在地圖上標了四個點。第一個點，紅旗公社第三生產隊，杜德昌家。第二個點，臨江縣柳河鄉柳河村，王長河家。第三個點，城北派出所轄區，趙三娃最後出現的地點。第四個點，紅旗公社與臨江縣交界的荒山，白骨發現地。
她把筆放下。四個點，三個在紅旗公社周圍，一個在荒山。中間的空白處，她用鋼筆描了幾個字，字跡潦草但用力——紅旗公社。
「去年秋天的白骨，今年五月的三個人。時間上是連續的，地理上是重疊的。」趙春梅看著大家，「這不是三個孤立的人口失蹤。這是一個序列。」
老何沒說話，但他的表情變了——之前是「協助兄弟單位辦案」的公事公辦，現在是「這件事我也有份」的鄭重。他站起來，從柜子里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趙春梅。
「這是我們縣去年以來所有的失蹤報案記錄。不多，十幾份。你們看看有沒有跟紅旗公社有關的。」
趙春梅接過去，打開，把裡面的材料倒出來。蘇棠湊過來，兩個人一份一份地翻。大部分是走失的老人、離家出走的年輕人、去了外地沒跟家裡聯繫的——在這個年代，這種報案太多了，大多數最後都不了了之。但翻到倒數第三份的時候，蘇棠的手停住了。
報案時間是1978年10月15日。報案人叫李有才，臨江縣紅旗公社人——注意，是紅旗公社的人，不是失蹤者。失蹤者是他的弟弟，叫李有田，三十四歲，臨江縣紅旗公社人。失蹤時間是1978年9月底。
蘇棠的腦子裡炸開了一個東西。1978年10月。村委會那本外來人員登記簿上，被撕掉的正是1978年10月的那一頁。她抬起頭，看了劉建國一眼。劉建國已經從她手裡接過了那份報案記錄，正在看。他看完之後，什麼也沒說，把記錄遞給趙春梅。
趙春梅看完了，把記錄放在桌上。
「李有田，紅旗公社本地人。失蹤時間比王長河他們早了半年多。」
她沒有說「這說明什麼」，但所有人都知道這說明什麼。時間線往前推了。不是從今年五月開始的，是從去年秋天，甚至更早。
窗外的天已經黑了。臨江縣公安局的走廊里有人下班的腳步聲，咯噔咯噔的，由近及遠，消失在樓梯口。老何站起來拉亮燈，日光燈閃了兩下才亮，光線白慘慘的。
「老何，這幾份報案記錄，我也借走。」
老何這次沒有猶豫，「行。但我跟你們一起去江城。這個案子，臨江縣也有份。」
劉建國看著他，點了點頭。
趙春梅把地圖折好，塞回包里。她站起來，走到蘇棠身邊，拍了拍她的肩膀。蘇棠感覺到她手心的溫度，熱的，帶著汗。
「小蘇，你那邊紅旗公社的走訪先別停。我跟老何把臨江縣這邊的材料理一理，看看還有沒有類似的案子。老劉你把杜德昌這條線再往深挖一挖。三天後，分局碰頭。」
劉建國已經走到門口了，他停下來，沒回頭，聲音不大但很清晰：「杜德昌家，明天開始蹲。不用進村，在外圍盯著就行。看看什麼人進去，什麼人出來。」
蘇棠把筆記本合上，裝進布兜里。她站起來，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鍾，七點四十。
四個人走出臨江縣公安局大門的時候，外面已經全黑了。路燈亮著，昏黃的光照在水泥地上，拉出長長的影子。遠處有人家在放收音機，是劉蘭芳的《岳飛傳》，聲音在夜風裡飄著，若隱若現。
劉建國騎上車，老何騎在他旁邊，兩個人說著什麼，聲音被風吹散了。趙春梅和蘇棠並排騎著，隔了半個車身的距離。
「小蘇，」趙春梅忽然叫她。
「嗯。」
「你怕不怕？」
蘇棠看著前方的路。路燈的光一明一暗地從她臉上掃過。
「不怕。」
趙春梅沉默了一會兒，說：「我也不怕。但我有點——說不上來。」
蘇棠知道她想說什麼。不是害怕，是那種——你走在一條路上，越走越窄，越走越暗，你不知道前面等著你的是什麼，但你知道你已經不能回頭了。那種感覺。
兩個人騎過一座小橋，橋下的水聲嘩嘩的，在夜裡聽得很清楚。過了橋，就是回江城的路了。兩邊的楊樹在夜風裡嘩啦啦地響，葉子被路燈照得發亮。
蘇棠加快了一點車速，騎到了劉建國旁邊。
「劉哥，明天一早，我去紅旗公社。」
劉建國沒看她，目光盯著前方的路。「我去接你。七點。」
蘇棠沒再說。她放慢車速，退回到趙春梅旁邊。四個人騎著車，三輛自行車，在漆黑的公路上，一前三後，往江城的方向去。身後的臨江縣城慢慢變小，燈光一點一點地暗下去，最後被黑夜吞沒了。
前面的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