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校的日子定在七月初。林星遙提前一周把宿舍里的東西收拾好了。書、筆記本、信、畫、幾件換洗衣服、那枚子彈殼項鍊、母親寄來的新棉襖。被子啥的準備走的時候寄回去，東西不多，一個帆布包就裝完了。她站在宿舍中間，看了一圈——桌子空蕩蕩的，書架空了，桌面上只剩一盞檯燈，燈罩上落了一層薄灰。門在她身後合上，發出咔嗒一聲輕響。
那天下午，林星遙去系裡辦完最後的手續，在走廊上遇到了張教授。他正要進辦公室，看到她走過來，停下來。「東西收拾好了？」「收拾好了。」「票買好了？」「買了。後天走。」張教授點了點頭，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她。「這個你拿著，到了那邊再拆。」林星遙接過來，摸了摸，裡面是一張摺疊的信紙。
「張教授，你還有什麼要跟我說的？」「沒了。都在信里了。」他推門走進辦公室，門在身後合上了，沒有回頭。林星遙站在走廊里，把那個信封放進口袋裡。
出發前兩天，母親和父親到了。母親還是穿著那件深藍色的棉襖，圍巾裹到鼻尖，手裡拎著兩個帆布包。父親走在她旁邊，背著一個部隊發的舊挎包，沒有穿軍裝，只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他們站在學校門口那排楊樹底下，看見林星遙走出來，母親摘下圍巾，朝她這邊望了望。「我們提前一天來，幫你收拾收拾。」母親把帆布包放在地上，「晚上住旅館，明天送你去車站。」
晚上，一家三口在學校門口的小飯館吃了頓飯。父親點了一瓶啤酒，給自己倒了一杯，又給林星遙倒了一杯。「喝一點，算送你。」「爸，我不喝酒。」「今天例外。」林星遙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苦的。父親也喝了一口，把杯子放下。「到了那邊，自己照顧好自己。」「知道了。」「寫信回來。」「知道了。」母親坐在旁邊，沒有說什麼，只把桌上的菜往她那邊推了推。
那天晚上，林星遙躺在旅館的床上，聽著窗外哈爾濱夏夜的蟲鳴，沒有睡著。她翻了個身，臉朝向窗戶的方向，窗簾透進路燈的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小片橘黃色的光斑。她看了那片光斑很久，直到它變得模糊，才慢慢閉上眼睛。
第二天一早，火車站的站台上，母親把那件新棉襖從帆布包里拿出來，遞給林星遙。「帶上。那邊冬天冷。」林星遙接過來，已經放進帆布包了，又拿出來，抱在手裡。「媽，我到了就寫信。」母親點了點頭。「那邊風沙大，記得把圍巾圍好。你沈伯母織的那條還在不在？」「在。」「帶上。」林星遙說「帶了」。母親沒有再說什麼。
父親站在幾步遠的地方，手裡拿著一個信封。他走過來，遞給她，「這封信，路上看。」信封是封好的，沒有寫名字。林星遙接過來，放進口袋裡，和張教授那封並排放著。火車進站了。汽笛聲響起來，在空曠的站台上迴蕩了好幾聲才緩緩落下。她把帆布包背好，走到車門前，回過頭。母親站在站台上，手裡攥著那條已經疊好的圍巾，沒有戴。父親站在她旁邊，雙手垂在身側。她朝他們揮了一下手，沒有說再見，然後轉身，上了車。
車廂里人不多，靠窗的位置空著。她把帆布包放在行李架上，把那件新棉襖放在膝蓋上，坐下來，朝窗外看。母親和父親還站在站台上。母親抬了一下手，又放下了。然後火車動了。
站台開始往後退，母親和父親的身影慢慢變小，母親抬起手揮了揮，父親也舉了一下手。那雙手還在空氣中停留了幾息，便逐漸退遠，變成模糊的輪廓，融進站台盡頭的光影里。她靠著窗，把那件棉襖抱在懷裡，直到站台變成一條灰色的線。
火車一路向西。窗外的景色開始變化——先是大片的農田，玉米和麥子，綠油油的。然後是丘陵，稀稀拉拉的灌木叢。再然後是荒山，裸露的岩石和乾涸的河床。綠色的部分越來越少，越來越稀，像一張被慢慢抽走底色的畫紙，剩下的是大片的赭黃和土灰。
林星遙在座位上坐了很久，看著窗外的景色，從綠到黃，從密到疏，從濕潤到乾燥。她拆開父親的信。只有一張紙，字跡工工整整——是父親的習慣，每一個字都寫得用力，橫平豎直。「星遙：你選的路，爸覺得對。你從小就有自己的想法，三歲畫飛機，長大了造飛彈。爸相信你。到那邊好好干。你媽那邊有我在，別擔心。」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睛。
第二天傍晚，火車停在了一個小站。站台上只有幾盞燈，風很大，吹得人站不穩腳，滿嘴沙土的味道。有人來接她，一個穿軍裝的年輕人，她上了車，那輛車開了很久，穿過一片暗黃色的平原，在暮色里前進。車停下來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她推開車門，腳踩在地上，泥土是硬的，帶著一層細沙。風比車站那邊更大，吹在臉上，像細砂紙在輕輕打磨皮膚。她抬起頭，看到遠處有幾座低矮的建築，沒有樹，只有光禿禿的塔架，在最後一抹暮色里，像一排伸向天空的手指。
她在門口站了幾秒，低下頭，拎起帆布包，朝那棟亮著燈的房子走去。風從身後追上來，吹起她的衣角和頭髮，把腳步聲也捲走了，像什麼都沒有來過。但她已經站在了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