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納特碩大身軀坐進來的時候，整輛車明顯往他那側沉了一下。他手忙腳亂地扶住扶手，低聲嘟囔了一句什麼。
霍夫曼警長最後上車，拉上車門，在對面坐下來，伸手敲了敲車廂壁板。木板發出兩下沉悶的叩響，馬夫應了一聲，鞭子在空氣中甩出一聲清脆的「啪」，馬車穩穩地駛出了院子，穿過側門上了大街。
此刻的亞歷山大廣場上變得非常熱鬧：報童在街角揮舞著報紙，大聲喊著頭版頭條；一輛有軌電車叮叮噹噹地從對面駛來，車廂里擠滿了人，有人站在踏板上扶著欄杆，有人把胳膊伸出窗外；麵包房的門敞開著，熱騰騰的烤麵包氣味飄散到街上，和煤煙、馬蹄揚起的塵土混在一起；幾個穿著深色大衣的公務員從街邊快步走過，腋下夾著公文包，步履匆匆……
瓦爾特隔著車窗望著外面，這個古老的城市在按照自己的節奏運轉著，而他們正乘坐一輛警用馬車穿過它的中心，前往一個退役上校的宅邸。依照霍夫曼警長的介紹，他們要去驗證一個失蹤了八年的人，是否還是他自己。
搖晃不定的車廂里，霍夫曼把文件袋放在膝蓋上，解開繫繩，從裡面抽出一張紙。他沒有遞給瓦爾特看，只是放在自己面前，目光掃過紙上的幾行字，似乎反覆確認什麼信息。
「米勒警督的老上司，退役上校馮·施特滕。早年是普魯士近衛軍的騎兵指揮官，參加過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在軍界有不少老關係。」他頓了一下，繼續說道：「我之前在米勒警督的辦公室，與上校在電話里溝通了十多分鐘……他有個兒子叫弗朗茨。八年前去了非洲。走的時候十七、八歲，隨後的好幾年也沒有向家裡寄過一封信。」
「失蹤了？」化身好奇寶寶的甘納特立刻追問了一句。
「不是失蹤，是出走。」霍夫曼似乎是咬牙切齒的說道：「弗朗茨當年是在柏林大學讀書，因為受到了左派學生組織的煽動，寫過幾篇反對皇帝與反對帝國的文章，甚至還在一份叫《自由青年》的小報上發表過詩。
上校發現之後，當即勒令他從學校退學，還準備送進柏林近郊的一家軍校。為此，父子倆大吵了一架，年輕氣盛的弗朗茨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霍夫曼在談及「左派學生組織」、「反對帝國」、「反對皇帝」等幾個敏感詞的時候，他的語氣就加重了一點，感覺有些忿忿不平。此時，警長他的下巴變得繃緊，目光掃了車廂里其他兩人，但下一秒又收了回來。
甘納特聽完只是「哦」了一聲，既沒有附和，也沒有反駁，低頭保持沉默，像是政治立場對他而言和天氣差不多，知道有這回事，但不太值得花時間去琢磨。屬下的這種態度讓霍夫曼多看了他一眼，但沒有說什麼。
此刻的瓦爾特似乎不願意加入這場對話，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的街道，雖說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但內心已經浮想聯翩了。
在1903年的柏林，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會直接影響他的職業道路、社交圈子，甚至在某些場合決定他，還能不能繼續待在這座城市裡。
不過，醫生這個職業給了瓦爾特一道天然的庇護。按照當時的主流觀念，醫生代表著科學和權威，能夠救死扶傷，值得大眾的尊重與信賴，擁有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只要不公開發表立場鮮明的政治言論，大多數人都願意默認他們是立場溫和的專業技術人才。
儘管在大部分的時間裡，柏林、普魯士乃至帝國的醫生群體內部，也是涇渭分明的，分為左、中、右三派。
甘納特偷偷瞟了一眼霍夫曼手中的文件，咂了咂嘴，忍不住問了一句，「弗朗茨去了非洲？」
「準確的說，是去了德屬西南非洲，溫得和克那一帶。」霍夫曼解釋說，「按當時的政策，主動前往殖民地冒險的德國男性公民，可以免除本土的兵役義務。他走的當天晚上，馮·施特滕上校坐在書房裡沒有出來，上校的妻子卻哭了一夜，但第二天照常騎馬出門，仿佛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等到警長說完這句話，車廂里再度恢復了安靜。此刻，街道兩旁的建築正在從繁華的商業區，過度到安靜的住宅區。
「不過弗朗茨到了非洲之後，並沒有安安分分地待著。」霍夫曼繼續說道，「4年前，英國人為了黃金和鑽石，發動了第二次布爾戰爭，開始大規模進攻德蘭士瓦和奧蘭治，弗朗茨加入了布爾人的突擊隊，成為一名志願者，幫著荷蘭農民抗擊英國人的入侵……他在戰場上待了將近兩年，打過幾場硬仗，還曾經被英軍俘虜過一次，關進了開普敦附近的戰俘營。」
「他逃出來了嗎？」甘納特略顯激動的問道。
「逃出來了。具體怎麼逃的，沒人說得清楚。在獲得自由後，弗朗茨第一次給家裡寫了信，但在信里也只提了一兩句，說是趁著換防的時候混在運糧車裡走的。但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被英國人抓住過。」
霍夫曼接著說，「他隨後一直待在布爾人的反抗勢力，直到戰爭結束之後，這才帶領一批拒絕效忠英國的布爾難民，流亡到德屬西南非洲和莫三比克。」
甘納特低聲說：「也就是說，他一直都在南非，是在幫荷蘭人，哦，是布爾人打仗？」荷蘭語中，所謂的布爾人，就是荷蘭農民的意思。
言語之間，年輕警察的語氣和剛才不太一樣了。在他看來，一個十七、八歲離家出走的年輕人，在異國的戰場上作為志願者對抗蠻橫無理的英國佬，被俘，又逃走……這在他聽來，更像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冒險故事。
霍夫曼沒有接話，但嘴角微微動了一下。在柏林的中下層，尤其在紅堡那些常年和街頭打交道的警員中間，憎惡英國已經成了一種默認的政治正確。
布爾戰爭期間，英國人在南非建立不少集中營，把大量無辜平民關進去的消息傳到德國之後，整個德意志帝國從上到下都瀰漫著一種對英國的敵意。
柏林的報紙上，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連篇累牘的報導英國-軍隊的暴行，酒館裡時不時的有人舉杯為勇敢的布爾人加油，就連街頭賣報的小孩都知道「所有的英國人都不是好東西」。
霍夫曼雖然不喜歡弗朗茨在國內的，所謂的政治中立立場，但同情弱小的布爾人，支持他們對抗強大英國人的這件事上，兩人很是默契的達成了一致意見。畢竟，大部分的荷蘭人也屬於日耳曼體系中的一員。
不過，瓦爾特依然沒有說話，現在的他，反而需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中立，除非是迫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