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到手後他和周傳寶對半分了。
他說他知道這些錢是什麼錢，也知道拿了要遭報應，所以這些年心裡一直不踏實。
趙銳問他為什麼不主動投案，崔德貴說怕，怕周傳寶，怕豐茂的人，怕坐牢，怕沒人給他那個相好的養老。
江若嵐在審訊時問他：「那那些人就不怕嗎？方桂蘭七十三了，一個人住了十年，連口熱飯都懶得做。」
崔德貴低著頭，半天沒說話。
之後一個月里，專案組根據謝大勇提供的明細和崔德貴的交代，逐戶核實了十七戶礦難家屬的賠償款被剋扣情況，幫助其中的十三戶家庭補發了共計十八萬多元的差額。
方桂蘭拿到補發的錢之後，專程坐車到市局找江若嵐。
她懷裡還是那個藍布包袱，這次裡面包著的是一條她親手蒸的紅薯。
她把紅薯放在江若嵐桌上，說：「江局長，我也沒錢買煙買酒，這紅薯你趁熱吃。我自己種的，甜得很。」
江若嵐拿起紅薯掰開，橘紅色的瓤冒著熱氣。
她咬了一口，說確實甜。
方桂蘭笑了起來，臉上的皺紋全擠到一處，露出幾顆殘缺的牙。
她說她那天從村部出來，覺得天都亮了些。
江若嵐送走方桂蘭之後，回到辦公室把那個藍布包袱里夾的一張舊紙片拿出來看了很久。
紙片上用原子筆寫著一行字——「周傳寶，你吞了我的錢，我記住你了。」
字跡和殷秀蘭那張紙條完全不一樣，筆鋒歪斜，幾個字還是用左手寫的。
趙銳說這張紙片是在村部接待群眾時，一個老礦工偷偷塞進材料堆里的，沒留名字。
江若嵐說：「不管是誰，他說出了很多人沒說的話。這世上有太多被吞掉的錢和被咽下去的話，我們做警察的，就是要把這些話一句一句都翻出來，擺到太陽底下。」
陸錚正好推門進來，聽到這話，愣了一下，然後說：「江局長，這話我記下來了。」
江若嵐笑了笑，說：「記下來不如做出來。」
紫雲觀的山道上，野菊花已經謝了，但謝大勇沒有回觀里。
他在村部幫工作組核對了小半個月名單，又到義安城西一個建築工地上重新做起了安全員。
工頭一開始不肯要他，說這麼大年紀了還幹什麼工地，謝大勇說：「我當年當過安全員，現在回去繼續當，活一天就當一天。」
工頭拗不過他，讓他先在工地上管安全。
趙銳去工地送材料時見了他一面，謝大勇正蹲在工棚外面吃盒飯，安全帽放在膝蓋上，眼睛一直盯著塔吊的方向。
趙銳問他為什麼不留在觀里了，謝大勇扒了口飯說：「躲了十年，躲明白了。有些債光靠念經是還不掉的，得讓良心落地。」
趙銳回來把這話轉述給江若嵐。
江若嵐正站在窗前看院子裡的銀杏樹，聽完之後點了點頭，說：「良心落地，這話說得好。我們這些人，最怕的就是良心懸著。」
陸錚在旁邊一邊給趙銳倒水一邊笑，說：「這案子結束了，你倆一個個跟哲學家似的。來，把這杯涼水喝了，待會兒還有新案子呢。」
趙銳接過水杯灌了一大口，說：「城北分局剛才報上來一個，說城北三小附近又出現了一個賣劣質文具的窩點，學生們用了那家的修正液都過敏了。」
江若嵐一聽，抄起警帽說：「走，去看看。這些黑心商販，真不讓人省心。」
三人一起出了辦公室，秋風吹得滿院銀杏葉簌簌地響....
陸錚說的劣質文具案子不大，查了兩天就結了。
城北三小附近那家文具店賣的一種叫「白雪修正液」的東西，苯含量超標了好幾倍，好幾個孩子用完之後頭暈噁心，臉上起了紅疹子。
市監局和城北派出所聯合執法，把店裡的貨全扣了，店主是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坐在櫃檯後面哭天抹淚，說進貨的時候也不知道有毒，看包裝好看就進了。
陸錚拿檢測報告給她看，她不哭了，只是反反覆覆地念叨：「早知道我去賣白菜也不賣這個了。」
城北派出所依法把案子移給了市場監管部門做行政處罰，又通知了學校讓家長帶孩子做檢查。
趙銳說這種案子說大不大，但讓人心裡窩火。
陸錚說那可不，孩子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
這事了結之後，江若嵐有幾天沒出市局，天天悶在辦公室看全市基層派出所的上半年台帳。
城東、城西、城北、石橋幾個片區的治安數據都報上來了，整體發案率下降了不少，但有幾個指標她特別標了出來——城北的盜竊類警情環比上升了六個百分點，城東的尋釁滋事類警情雖然少，但單案烈度明顯偏大，特別是跟一些開在老舊小區周邊的棋牌室、麻將館和洗腳房有關。
她用紅筆把這些數據圈起來，想著哪天下去轉一轉。
這天是周五，下午剛下過一場雷陣雨，雨停了之後空氣里透著一股清亮。
江若嵐從食堂出來，在大門口碰見了門衛老孫。
老孫正蹲在台階上修一把破傘，傘骨斷了兩根，他拿細鐵絲一圈一圈地纏。
江若嵐問他怎麼不換把新的，老孫憨憨一笑說補一補還能用，扔了可惜。
江若嵐也蹲下來，幫他遞了個鉗子。
老孫一邊纏鐵絲一邊東拉西扯，說到他侄子在城北開了家修電動車的鋪子，前幾天半夜鋪子門口的車胎全讓人給扎了。
他去問了侄子怎麼回事，侄子支支吾吾地不肯說，後來才講是街上一夥騎摩托的小年輕乾的，就因為他沒交「看場費」。
江若嵐問是哪條街。
老孫說城北光榮路，靠北頭那個電動車一條街。
江若嵐又問那小年輕的領頭人叫什麼，老孫搖搖頭，說不知道，只聽人喊他「阿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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