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大槐樹底下重新擺起了象棋攤，幾個老人蹲在樹蔭里下棋，棋子落在木棋盤上啪啪地響，偶爾為一步棋爭得面紅耳赤，爭完了又各自掏出煙來互相遞一根，繼續下。
唐永福說這種情況好幾年沒有過了，以前大家聚在一起都不敢多說話，怕哪句話傳到周家耳朵里。
現在周傳寶和周傳亮都被抓了，村里人像是從水底浮上來一樣，走路都比以前輕快了幾分。
先是殷秀蘭的娘家嫂子找到唐永福，說當年她弟弟也在礦上傷了腿，賠償款少了兩千塊，那時候不敢吭聲，現在想問問還能不能追回來。
接著是村西頭一個叫方桂蘭的老太太，顫顫巍巍地拄著拐杖到村部來，說她老頭子死在礦上，當年的賠償款她只拿到了一半，周傳寶說剩下的一半要等礦上資金周轉開了再補，這一等就是十年，老頭子墳頭的草都換了好幾茬了。
再後來，來找唐永福的人越來越多，有時一天能來三四個。
唐永福招架不住，就給江若嵐打了電話，說殷秀蘭的案子像一根線頭，輕輕一扯，後面跟著一大串舊帳。
江若嵐讓趙銳帶一個工作組去青石鋪村，專門接待這些來反映問題的群眾，把每個人說的情況都登記在案，能當場核實的當場核實，不能當場核實的約時間再談。
她特別交代了一句話：「態度要耐心，不要怕麻煩。這些老人憋了十年，他們不是來鬧事的，是來討一個說法的。」
趙銳在青石鋪村待了將近半個月。
他在村部支了張桌子，擺上幾把椅子，桌上放了登記表和礦泉水。
來反映情況的人起初還帶著幾分怯意，但看到趙銳他們真的一筆一筆記，又願意聽他們把話說完，話就越來越多。
趙銳說他每天最難受的時候是傍晚收工後，看著那些老人佝僂著背慢慢走回家，手裡攥著剛按過手印的材料，臉上一副既想信又不敢全信的表情。
那種表情他以前辦別的案子也見過，但這次特別讓人心裡堵得慌。
趙銳收集回來的材料堆了半尺高。
陸錚翻了幾天，越翻臉色越沉。
原來當年礦難賠償款的發放混亂程度遠超想像——有的家屬簽了字但沒拿到全款，有的拿了錢但少了數，有的一直不知道標準是多少，只知道上面發多少就接多少。
村里負責「協調」的人就是周傳寶，他哥哥周傳寶，和當時豐茂派來的一個姓崔的辦事員。
這個姓崔的辦事員在豐茂倒了之後就消失了，專案組在系統里查了又查，一直沒有找到人。
這天晚上，陸錚抱著一摞材料來辦公室找江若嵐，說有幾個老人反映，當年礦上還有個安全員，叫謝大勇，對賠償名單和發放金額都門清，只是後來受了打擊，跑到石橋縣紫雲觀出家了。
陸錚建議去找謝大勇，看他知不知道那個姓崔的辦事員的下落。
江若嵐說：「那明天一早去一趟紫雲觀。把方桂蘭也帶上，她老頭子的賠償款到底少拿多少，總得有個人能說清楚。」
第二天是個晴天，山間的晨霧還沒散盡，車子沿著盤山路慢慢往上爬。
方桂蘭坐在後排，懷裡緊緊抱著一個洗得發白的藍布包袱，包袱里裝著她老頭子當年的礦工證、事故認定書、賠償協議和一沓已經泛黃的收據。
她一路上話不多，只在看到路邊的野菊花開得密時，輕聲說了一句：「這花跟那年開得一樣。」
陸錚把車停在紫雲觀門口。
道觀不大，灰瓦青磚，門前的石階被露水浸得發亮。
一個小道士正在掃落葉，掃到一半看見幾個穿警服的人走上來，愣了一下，趕緊回身去叫觀主。
謝大勇從側門走出來，人很瘦，穿著件洗得發白的青色道袍，頭髮高高挽起，臉色灰撲撲的，但眼睛很亮。
他見到方桂蘭，步子忽然停住了，雙手在袖子裡攥了攥，半天沒有出聲。
方桂蘭把包袱往石階上一放，抖開最上面那件舊礦工服，說：「大勇，你認得這件衣裳不？這是你親自從他身上脫下來的。人都不在了，衣裳我還給你收著。那些錢，有多少你比誰都清楚。你給我做個證，行不行？」
謝大勇站在門檻外，臉上的肌肉抽動了幾下，終於長長地呼出一口氣，說：「嬸子，我這些年躲到觀里，就是不想再提那些事了。可有些事不提，它也像塊石頭壓在心上，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您今天來了，我就跟您一起回去。」
謝大勇跟著江若嵐他們下山。
到了村部，他把當年礦難賠償名單上的人一個一個地回憶出來，還從自己平時抄經用的舊本子裡翻出了幾張複印件——是他當年偷偷留下來的賠付明細。
明細上蓋著豐茂的財務章，每一筆數目都和方桂蘭他們記得的差不多，但跟他記憶中實際發放的數字差了一大截。
差的那些錢，周傳寶和那個姓崔的辦事員從中做了手腳。
謝大勇說姓崔的叫崔德貴，豐茂財務部的外派人員，和石橋縣一個開小旅館的女人相好，那女人的娘家在城北。
江若嵐把這個線索記下來，讓趙銳去查崔德貴和那個女人的下落。
兩天後，趙銳查到了崔德貴的蹤跡。
他在城北一個老舊小區里租了間房子，平時深居簡出，靠打零工維生。
民警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坐在樓下的石凳上抽菸，看見穿警服的人過來，把煙往地上一按，站起來沒等問就自己先開口了：「你們是為礦上賠償款的事來的吧？我早料到有這一天。」
崔德貴被帶回專案組後交代，當年礦難後，他和周傳寶合夥剋扣了部分遇難礦工和傷殘礦工的賠償款，一共涉及十七戶，共計二十三萬七千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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