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暑氣已散了一些，可空氣里仍像有人燒過一壺太濃的茶，黏，苦，又不肯涼。
大選早已結束，結果也早被各州郵戳蓋過，白宮西翼卻還像一間沒有散場的臨時委員會。
華萊士仍是總統，可他的桌子前已經圍上一道看不見的繩欄，他說話仍有人聽，只是聽的人越來越少了。
幾份早已擬好的撥款案送到國會，像石沉進霧裡，連個響也沒有，國會不再大聲同他吵，他們只是不議，不批，不刪，也不說死。
於是許多事便那么半懸著，懸得太久，連原先最急的人，也學會把那點急收進袖子裡。
杜魯門並不急，他在舊金山的旅館裡見一些該見的人，又在芝加哥同幾個黨內老臣吃很長的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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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桌上談得多的不是「將來」，而是「從前」，他們回憶黨機器過去如何一縣一縣地轉，也替那些如今改了風向的地方發幾聲短嘆。
麥克阿瑟仍在他的太平洋事務上，偶爾回華盛頓待一兩日，他每回來，總有幾輛黑色轎車等在機場外，有記者說，他像一把總放在別人桌上的舊軍刀，沒人去拔，也沒人敢說不要。
三股力量像三隻各自轉動的舊齒輪，有時咬得很響，有時又同時靜下來，像在等一顆更大的、誰也沒見過的輪。
老百姓對此已相當倦了。總
芝加哥一間理髮店裡，一個正刮臉的客人問：「總統到底是誰？」
理髮師手上沒停，只從鏡子裡看他一眼：「很快會是杜魯門，但現在還是華萊士，並且麥克阿瑟也沒走。」
客人閉著眼笑一聲，像聽了一個不好不壞的笑話，旁邊等位的一個年輕女人翻著舊畫報，沒抬頭，畫報上是春天那場三方競選的舊照片。
她把頁角折了折，像要給這個亂糟糟的年份也折出一個能拿住的小邊。
海外，美國的亂被歐洲和亞洲看在眼裡。
英國倒很安靜，它已學會用更少的聲音說更多的話，有時它的靜，反而讓別人先慌。
北京。
天氣乾爽，一個由外交、貿易和文化人組成的新中國代表團，在幾個東南亞國家之間做了一次不張揚的訪問。
沒有大張旗鼓，沒有盛大閱兵，只有幾艘半舊的客輪，幾輛在碼頭上沾了泥的汽車，和很多場茶很淡、話很長的會。
他們去談米，談橡膠，談華僑子弟的教育，也談若將來海上再有亂子，船能否借港避一避。
泰國人最爽快，他們早已和羅馬合約聯盟綁了半邊，如今再與中國的新航線一接，湄南河上的船便多了一種旗。上海與曼谷之間，很快開始了第一班定期的貨輪。
船不大，貨也不貴重，只是些白坯布、罐頭、五金和成箱的茶葉，船尾新換上的旗在熱風裡撲稜稜地響，像一尾剛到水面的魚。
羅馬，天黑得早，台伯河上的風已經很冷，可兩岸的商店仍亮著燈，燈不十分密，卻是這幾年最多的。
有些櫥窗里已擺出簡素的聖誕飾物，不是戰後頭兩年那種用舊紙和金粉湊出來的小物，而是新出的玻璃球，顏色很淺，像從北邊運來的、裹著霜的糖。
人走在街上，臉上沒有多少笑，卻比從前松，那種松，說不上是喜，只是終於不必再為了一點燈油盤算半夜。
這大約就是日子慢慢回來的樣子。
奎里納爾宮西翼的大廳里，羅馬合約聯盟的理事會正在開年末全會，各國來的人多已相熟，不再像最初那樣正襟危坐，寒暄極短，文件極多，茶和咖啡換得也快。
加斯貝利站在長桌前，把統一關稅的落地情況一條一條報下去，他沒有用什麼漂亮字，只說：「商品過境，已按同一套稅率走，人員往來比去年又簡便一些。」
他的聲音在廳里不響，可每個字都像被窗外那冷而清的天襯得格外實，意、德、法等國的工業數字在更後面的附錄里，誰也沒有為那些數字歡呼。
有人提起海外。
中東的火仍壓著，像一堆沒燒透的炭；日本三處照舊；半島仍對峙；英美的老船隊還在幾條舊航線上來去。
有人低聲問，若別處真再打起來，聯盟當如何。
氣氛一時又凝住。
加斯貝利轉眼看刻律德菈。
女王便是在那時說話的，像一盆極清的水，慢慢澆過所有人的耳底。
「聯盟做到今天，最要緊的，是它優先經濟合作，拒絕主動捲入各大洲的戰爭。不是因為沒有力量，是因為我們比誰都更早地領教過，戰爭如何把好好的港口變成煙囪都豎不起來的焦土。」
廳里沉默了一小會，然後有人帶頭輕輕鼓掌，那掌聲不長，也不是喝彩，更像是一群在海上晃了許多年的人，聽見船長重新念了一遍航向，便各自安了半顆心。
散會後，海瑟音和刻律德菈沿長廊慢慢走。
夜色早，廊外幾株修剪過的冬青在風裡一動不動，像幾排極老的小兵，有侍從在遠處點燈，一盞，兩盞，光便從他們身後追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