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中西部平原已經開始泛出暑氣。
共和黨各州預選像一場沒有總指揮的攻防，從俄亥俄的煙囪城到加州的果園鎮，每一張選票都像被兩隻手同時撕扯。
杜魯門的競選列車在賓夕法尼亞和小站之間穿行，車上的人每天換一疊民調數字。
麥克阿瑟不在列車上，他的指揮部設在舊金山的一棟老樓里，進進出出的都是些曬成深褐色的舊軍官和穿短袖襯衫的年輕人。
兩撥人把共和黨的地方黨部撕成兩半，有些縣黨部乾脆把門關了，誰也不接待。
自由派報紙的攻擊比杜魯門團隊的期待更兇猛。
《新共和》和《國家》雜誌同時發難，用幾乎相同的口吻質問麥克阿瑟——
一個還在亞洲保留著東京總部的現役軍人，憑什麼來競選美國總統？
《紐約時報》的社論語氣稍緩，但核心意思一樣：軍號不是選票，閱兵服也不是就職裝。
一家左翼電台把麥克阿瑟在檀香山的演講剪成三十秒的錄音，反覆播放，錄音里將軍說「刺刀比嘴直」，播音員在錄音結束後只加了一句：「這就是你們要的總統。」
杜魯門團隊沒有公開參與這場圍剿，但私下裡，鮑爾斯承認，沒有華萊士和自由派媒體在前面點火，杜魯門的票會和麥克阿瑟拼得更難看。
但中西部與遠西部的許多小城不這麼想。
那的人看麥克阿瑟，像看一尊從太平洋對岸搬回來的石像。
石像不用說話，光站著，就讓人想起那些死在島上和船上的年輕人。
一個愛荷華的老農場主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我們送兒子去打仗，不是讓他回來聽華盛頓的人說他的仗白打了。」
這是根刺，華萊士削減海外駐軍和國內軍備的路線，在西部的退伍軍人州看來，比麥克阿瑟的所有缺點都更危險。
於是預選像割麥子一樣，一茬一茬地把兩邊的票分開，分不出輸贏，只分得出裂痕。
海外，中東的幾座舊城正被這些裂痕的餘波輕輕搖動。
埃及、敘利亞、黎巴嫩和沙特都派了人到羅馬，也派了人到莫斯科。
英國在這時候幾乎只能動嘴。
埃及和敘利亞的殖民官員早就走了大半，英國的軍事基地也在一年前開始縮編。
在亞丁和巴格達，英國代表處還能召集一次雞尾酒會，但桌上的人都心不在焉。
一個在開羅做了三十年外交官的老英國人，退休離任前對同事說：「我們還能說話，只是沒人再聽了。」
這句話後來被倫敦的報紙登出來，又被開羅的報紙轉引，加了標題——「帝國的遺言」。
琉球那霸，海風鹹得發苦。
港口新落成的三號碼頭正對著一場熱鬧的落成禮。
聯盟的商船「藍鷺號」是當日第一艘靠岸的貨輪，船頭堆滿了東京灣運來的鋼材，還帶著半船從羅馬運來的橄欖油。
島上的孩子光著腳在棧橋邊跑來跑去，用沖繩話和剛學會的義大利語交替喊叫。
九州福岡，日本聯邦的新幣「聯邦元」在市面的櫃檯里嶄新地立著，紙面上印著博多灣的燈台和一朵極小的櫻花。
九州和四國的人用它買米、繳稅、支付漁業合作社的份子。
聯邦財政部規定，聯邦元與歐羅按四比一兌換。
東京方面則在美軍占領區的框架下繼續使用舊日元，鈔票上依舊是熟悉的圖樣，只不過兌換比率以軍方公告為準。
而在北海道的函館，人民政權乾脆發行了自己的「北海道元」，票面紅色，印著一座升起的太陽。
三套紙幣，三個中央銀行，三種匯率。
一個家在東京、兄弟在福岡的老人，試著給兄弟寄點錢。
郵局的職員翻了一通規章，把舊日元推回去，說：「我們這裡不收這個，請您先到聯合兌換點去換。」
老人去了兌換點，門口排著長隊，牆上並排貼著三張匯率表，像三個互不相讓的皇帝。
他在隊裡等了快一個下午，最後把鈔票原樣揣回懷兜，坐在街邊長椅上看著暮色發呆。
他想起戰前那會，東京的錢在九州能花，函館的錢在東京也能存。
現在，從東京到福岡，要在兩個世界裡換兩次身份。
他抽了根煙，把菸頭在地上摁滅，低聲說：「我們都還說著日本話，卻已經認不出彼此的錢了。」
克什米爾，雪山尚未完全返青。
聯合國停火監督團的白色吉普車在一條礫石路上慢慢往前開，車頭掛著藍旗，藍得和路邊的野鳶尾一樣。
路是最近的停火線，路右邊是印度控制區，路左邊是巴基斯坦控制區。
中間隔著一片半枯的栗林，和幾堵被炮擊後只剩半截的泥牆。
遠處傳來一聲極輕的悶響，分不清是雷，還是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