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大雪下得格外早。
國會山的穹頂在鉛灰色天空下像一隻半閉的眼，注視著聯邦政令從這裡送出後，如何在前去各州的路上被同一場雪攔住。
波托馬克河尚未結冰，但河面已經浮滿了碎冰，隨水流互相碰撞、折裂，像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許多事。
羅斯福死後留下的這艘船，正被海流從正中間往兩邊扯。
杜魯門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的一棟舊旅館裡包下一間套房，作為他競選籌備班子的臨時指揮部。
房間裡的菸灰缸總是滿的，咖啡壺總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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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從德克薩斯來的石油富豪剛剛離開，他在會面時只問了杜魯門一個問題：
「你上台後，義大利人的貨輪還能不能隨便開進加爾維斯頓港？」
杜魯門的回答含糊，但足夠讓那隻鼓鼓囊囊的公文箱在桌上多停了一分鐘。
晚上，切特·鮑爾斯和幾位幕僚在煙霧裡敲定了一句競選口號——
「美國需要秩序，不需要試驗。」
鮑爾斯解釋說，勞工們已經厭倦了華萊士的糧食配給和不斷縮水的工資單，而工廠主們害怕的是下一份被總統否決又被國會改寫的重建法案。
杜魯門沉默了片刻，說：「再加一句，華盛頓不能再是一個人說一句，另一個人說一句了。」
於是這句話成了二月第一輪初選廣播演講的開頭，也是一整場風暴的第一聲雷。
同一周，遠東的美軍俱樂部里，麥克阿瑟的名字開始被頻繁地寫進晚餐後的私語。
一些保守報刊的版面忽然多出了許多「來自菲律賓和日本的老照片」，照片裡將軍穿著短袖襯衫，和孤兒院的孩子們蹲在草地上，身旁是剛領取救濟糧的本地婦女。
麥克阿瑟的私人助理也開始與幾位退伍軍人協會主席、幾個中西部的保守派州長保持電話聯繫。
他們都不提競選，只談「國家方向」。
直到第三個星期三，麥克阿瑟在紐約發表了一場醞釀已久的公開講話，宣布參選。
他說：「這個國家要決定的，不是下一個總統是誰，而是它還想不想當美利堅合眾國。」
他沒有直接點名任何人，但所有人都聽得出他在說誰。
華萊士把麥克阿瑟的講話稱為「軍號的獨奏」，並在第二天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新的民生重建法案，內容涵蓋城市住房、學校修繕、食品價格補貼、退伍軍人就業。
法案的核心是聯邦政府給各州發放一筆總額可觀的重建貸款，由各州自行決定用途，但必須公開帳目。
國會只用了三天就把它砍得面目全非：
南方的幾項條款被刪掉，關於城市工人住房和學校補助的內容幾乎全數消失，只剩下對退伍軍人就業的一項保留了下來，而且數字被大幅縮減。
華萊士在簽署這份縮水版法案時，手裡握著的已經不是他寫的那份稿子，但他還是簽了。
他對哈里曼說：「我不能什麼都不簽，如果一項也不簽，明天各州就會說華盛頓已經死了。」
然而華盛頓沒有死，它只是不會了。
它在醒來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和自己的各個器官吵架。
芝加哥、底特律、費城，罷工潮又起。
一份由底特律汽車工人分發的小報上印著這樣一行字：「總統說麵包要便宜，國會說麵包要漲價。我們不管，我們要麵包。」
罷工者與警察在密西根大道上對峙，彼此都出奇地克制。
沒有任何一方願意因為一場罷工而徹底毀了對方。
可越是克制，那種疲憊就越深。
有人蹲在人行道上，用彩漆噴字：「華盛頓睡著了，可我們的孩子要吃飯。」
部分州政府開始公開站隊。
伊利諾州州長宣布支持華萊士的民生重建路線，拒絕執行國會通過的某些關稅條款。
德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則通過決議，反對聯邦政府削減海外駐軍，並指責華萊士對歐羅貿易的政策過於軟弱。
有的州議會甚至重新討論「州權」這個詞。
這個詞上一次被放在太陽底下這樣大聲地念，還是久遠的年代。
華盛頓的政令像雪片一樣飛往各州，有些被照辦，有些被擱置，有些被州檢察長發回，問「聯邦是否有權」。
這不再是一場大選，而是一場關於聯邦本身是什麼的拷問。
海外，美國對義大利承認新中國、羅馬合約聯盟集體跟進的對華外交，產生了不小的不滿。
國會保守派在聽證會上質問國務卿，為什麼美國剛剛在東亞失去據點，義大利控制的歐洲大陸集團就急著與北京建交。
一位共和黨議員用詞毫不留情：「我們花了幾年想幫國民政府守住大陸，義大利人只用了幾個月就把北京迎進了地中海。」
哈里曼在聽證會上儘量保持鎮定。
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表示美方正在評估局勢，並將繼續通過現有渠道與北京保持接觸。
他的話音剛落，又有議員起身追問，到底哪一個部門在評估？是白宮，還是杜魯門先生的辦公室？
哈里曼冷冷地回答：「美利堅合眾國政府。」
聽證會的錄音帶第二天上了廣播，沒有人對政府內部的事感到滿意。
在羅馬，海瑟音將關於美國內政的周報呈給刻律德菈。
她翻到「部分州拒絕執行聯邦政令」那一節時停了一下，對海瑟音說：
「如果一個帝國要裂開，最先裂開的一定不是邊境，而是內部的稅關和政令。」
大洋彼岸，美利堅的雪還在下，一層覆一層，但底下的東西已經開始互相擠壓、鬆動，像一塊春天永遠不會再來的凍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