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解讀春苗（三）
任夏按下暫停鍵，讓那個問題在屏幕上停留了五秒。
黑底白字，像一句審判，也像一聲叩問。
「我們為什麼要對知識分子們進行思想改造，國家和人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呢？」
他重新開口時，聲音里多了一種穿透歷史迷霧的清晰：「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只批判，也不能只停留在電影的藝術虛構里，要在真實的世界中尋找答案。」
任夏按下播放鍵。
屏幕亮起，一幅黑白照片緩緩展開：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蘑菇雲升起。照片下方一行小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他的聲音平靜而清晰：「我們為什麼要談知識分子，談思想改造，談國家和人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人？因為這個問題，每一個時代都要回答。而每一個時代，都有人用自己的一生，把答案寫在大地上。
」
畫面切換。
錢學森的照片出現在屏幕中央。1955年，深圳羅湖橋，42歲的他拎著簡易行李箱，身後是美國海關的監視目光，前方是等候多時的中國官員。他的臉上沒有學術權威泰斗的倨傲，只有歸心似箭的平靜。
「錢學森，」任夏說，「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中心主任，被美軍高級將領稱為抵得上五個師的人。」
「他回國後，沒有待在象牙塔里著書立說，而是去了西北荒漠。沒有計算機，他們用手搖計算器；沒有實驗室，他們在帳篷里做實驗。」
「1960年，中國第一枚仿製飛彈發射成功；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1967年，第一顆氫彈爆炸。」
「他說過一句話：我作為一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
畫面緩緩切換。
鄧稼先的黑白肖像。瘦削，戴眼鏡，目光堅定。照片旁是他的原話：「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也值得。」
任夏停頓了片刻。
「鄧稼先，26歲在美國普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第九天就乘船回國。1958年接受研製原子彈任務，從此隱姓埋名28年。」
「他的妻子許鹿希問他：你要去做什麼？他說：這個不能說。」
「問他：要去哪裡？」
「他說：「這個也不能說。」」
「許鹿希等了28年，再見到他時，他已經是一位直腸癌晚期的病人。」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逝世。臨終前，他仍對妻子說：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畫面切換。
不是宏大的科研場景，是田埂。
甘祖昌長官的照片。1957年，這位1927年參加革命、主動辭去XJ軍區後勤部部長的職務，帶著全家回到江西蓮花縣沿背村當農民。
照片上的他穿著粗布衣，赤腳站在水田裡，褲腿卷到膝蓋，手裡握著一把鋤頭。
任夏的聲音放緩了：「甘祖昌，1927年入黨，走過長征，參加過南泥灣大生產。1957年，他給組織寫報告，請求回鄉務農。他說：我參加革命不是想做官，是要為人民服務。現在農村還很落後，我回去當農民，為建設家鄉出把力。」
「回鄉29年，他帶著鄉親修了3座水庫、4座水電站、12座水泥橋、20多公里水渠。他把自己的工資大部分捐給集體，自己家裡卻連像樣的家具都沒有。」
「1986年他病重時，對家人說：我死後，不開追悼會，把骨灰撒在蓮花山上。」
畫面里出現另一張照片：甘祖昌的夫人龔全珍，在山區小學的教室里，黑板前的身影清瘦而堅定。這位大學畢業生，跟著丈夫在山村教書育人一輩子。
「龔全珍，」任夏說，「1957年隨丈夫回鄉，在九都中學、南陂小學、蓮花縣職業技術學校教書數十年。她本可以在城裡過安逸的生活，卻選擇了山村的三尺講台。」
「她教過的學生里，有後來考上大學的農家子弟，也有留在村里種田的農民。她說：
祖昌選擇了當農民，我就選擇當鄉村教師。我們都做自己該做的事。」
畫面再次切換。
張富清老人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已年邁，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軍裝，胸前的軍功章靜靜排列。
2012年，他在武漢做白內障手術，醫生發現老人眼部有舊傷，追問之下，這位來鳳縣建設銀行的離休幹部才從箱底翻出塵封六十餘年的立功證書。
任夏讀著屏幕上的文字：「張富清，1924年生，1948年參軍。在解放戰爭中，榮立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三次、
二等功一次，兩次獲戰鬥英雄稱號。」
「1955年，他響應國家號召轉業，本可回老家陝西，或去城市工作，他卻選擇了湖北最偏遠的來鳳縣，那裡交通閉塞，條件艱苦。」
「他把勳章鎖進箱子，連兒女都不知道父親的戰功。他說：和我並肩作戰的戰友，有多少都犧牲了。他們的功勞，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們，我有什麼資格拿出立功證件去顯擺自己啊？」
屏幕上出現了一段採訪錄像——老人的聲音蒼老而平靜：「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事。黨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任夏靜默了幾秒。
畫面切換。
袁隆平的照片。
1970年代，海南島，稻田裡一個清瘦的身影。他蹲在田埂邊，手裡捧著一株野生稻。
「袁隆平，」任夏說，「1953年從西南農學院畢業，被分配到湖南安江農校當老師。
1960年代，他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水稻育種研究。1973年，燦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之後的幾十年裡，他帶著學生走遍大江南北，把論文寫在稻田裡。」
「1996年，農業部啟動超級稻育種計劃；2000年，超級雜交稻畝產突破700公斤；
2004年，突破800公斤；2011年，突破900公斤。」
畫面里出現袁隆平的背影：不是領獎台上的背影，是稻田裡的背影。草帽，捲起的褲腳，彎腰的姿勢。
「他說過另一句話，」任夏說，「我畢生的追求，就是讓所有人遠離飢餓。」
畫面繼續切換。
雲南施甸，大亮山林場。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人站在山頂，背後是望不到邊際的森林。
楊善洲。
任夏的聲音變得低沉：「楊善洲，1927年生，雲南保山地官員。1988年退休。退休前，組織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說：我沒什麼要求，只想去大亮山種樹。」
「大亮山海拔2600米，石漠化嚴重。他帶著17個人，用18年的時間，種下5.6萬畝、3
億多棵樹。林場估值3億多元，他全部捐給國家。」
「有人問他：你圖什麼？」他說：我圖的是家鄉山清水秀，圖的是群眾過上好日子。2010年他去世時，人們在遺物中發現，這位地官員退休時帶走的全部家當，是一台舊收音機、一個竹皮暖水壺、一把鋤頭。」
畫面里，大亮山的森林在風中起伏。綠色一直鋪展到天際，隨後再度切換，成了一組群像。
是一張70年代赤腳醫生群體的大幅合影。
任夏調出了一份1978年的統計數據：「到1970年代末，中國有赤腳醫生180餘萬人，衛生員350餘萬人。他們中85%只有小學或初中文化，平均培訓時間6個月。」
「就是這些人，」他逐字逐句地說，「配合國家防疫體系，走遍了中國每一個村莊，完成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基層醫療覆蓋。」
他調出了一張老照片：一個赤腳醫生在煤油燈下給嬰兒接種疫苗。嬰兒在哭，醫生的手很穩。
「他們沒有寫過一句傷痕文學，也沒有抱怨過一句所謂精神上的荒蕪。」
「但他們走遍了中國每一個村莊，完成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基層醫療覆蓋。」
「1961年，天花在中國絕跡，比全球消滅天花早19年。」
「1994年，中國報告最後一例本土脊髓灰質炎。新生兒死亡率從1949年的200%降到1980年代初的34%。」
「這些數字背後，是無數條被挽救的生命，是無數個免於破碎的家庭。」
「他們才是我們需要的知識分子。」
這段話說完，任夏沉默了很久，將自己寫在白板上的那幾行字打到了屏幕上，然後用平靜的話語問出。
「現在，請我們思索下面三個問題：」
第一、知識的屬性，是公共品還是私產？
第二，從「老爺衛生部」到學術壟斷，學閥是否還存在？
第三，我們應該怎麼選擇前行的道路，是堅持春苗的人民立場，還是遵循打著正規、
國際、科學旗號的精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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