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解讀春苗（二）
」那時候的知識分子們，真的是這樣嗎？」
「學富五車的他們，真的會對農民的苦難無動於衷嗎？」
任夏將謝進隱藏在臉譜化反派形象背後的問題挖出來後，整個人精神變得高度集中開始系統闡述自己的見解。
「想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要短暫脫離這部電影的視角，去看一看歷史各個時期只中，知識分子究竟以怎樣的形象和角色出現。」
「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去審視，你就會發現，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從來不只是民國或建國初期的偶然現象，而是一條貫穿兩千年的暗線。」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始，知識便與權力完成了第一次神聖同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表面是哲學建構，實則是知識壟斷的制度化宣言：只有精通特定經典的人，才有資格解釋世界、治理國家。儒學從百家之言變為官學，知識分子從思想者變為候補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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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門閥制度將這套遊戲推向極致。」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九品中正制，本質是血緣與知識的雙重世襲。知識不再是為了啟迪民智，而是為了區隔階層。王謝子弟清談玄學，不是真要探究宇宙真理，而是為了展示他們與庶民不同我們談的你們聽不懂，這就是我們的身份標識。
「唐宋科舉看似打破了門閥，實則建立了更精巧的知識壟斷。」
考試內容限定於四書五經，評判標準掌握在座師門生手中。一場科舉下來，錄取的不僅是官員，更是自己人。
蘇軾與程頤的蜀洛黨爭，表面是學術分歧，實則是學術圈地運動：我的門生占這個位置，你的弟子占那個山頭。知識成了派系鬥爭的武器，與百姓疾苦何干？
明代東林黨人最是典型。他們高喊「家事國事天下事」，但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時，可曾有一日走進周邊佃農的茅屋？
他們批判閹黨專權慷慨激昂，但可曾為江南重賦下的織工、灶戶說過半句話？
沒有。因為他們的「天下」是士大夫的天下，他們的「民生」是地主鄉紳的民生。
當李自成攻破BJ、清兵入關時，這些滿腹經綸的知識精英，要麼降清求榮，要麼自殺殉節，他們願為朝廷死，卻從未為百姓活。
到了民國，這套戲碼換上了現代戲服。
胡適、傅斯年、錢穆、這些大師，留學歐美，滿口民主科學。但他們骨子裡還是士大夫。
胡適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可他研究的是北京圖書館裡的善本問題，是《水經注》的版本問題，而不是安徽老家佃農的餓肚子問題。
魯迅看得最透。他在《阿Q正傳》《藥》里寫盡了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隔膜。
夏瑜在牢里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茶客們聽不懂；他流血犧牲，華老栓用人血饅頭給兒子治癆病。
悲哀嗎？悲哀。
但更悲哀的是，民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連夏瑜那點試圖讓民眾聽懂的努力都沒有。
最諷刺的是抗戰時期。北大、清華、南開南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大，師生們唱著「千秋恥，終當雪」，寫下了中國教育史的悲壯一章。
但聯大周邊呢？
雲南農民依然瘧疾橫行，嬰兒死亡率高得驚人。
可有幾個教授放下研究，去為農民做最基礎的衛生宣傳？
或許有，但應當極少，因為史料並沒有記載，多數知識分子們覺得那不是他們的任務。
為什麼？
因為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從來是教化者，而非服務者。
他們對自己的定為，是站在高處向下傳播光明的導師。
你要他們彎下腰，走進黑暗，與民眾一同摸索？
那是辱沒斯文。
新中國建立，天翻地覆，換了人間。
百姓們歡呼雀躍，他們終於分到了自己的土地，但對於知識分子而言，社會地位變化帶來的鮮明落差，同樣讓他們心中難以輕易的慨而慷。
新政權曾經給過他們一段時間的優待，但政權的根本意識形態卻依舊明確：知識分子必須和工農群眾相結合。
這對許多民國遺留下來的學者來說，不啻為一場精神上的凌遲。
民國時他們是大師、教授、專家，出入有車馬，往來無白丁。
新社會告訴他們：你們是「舊知識分子」，需要接受思想改造。
開會時工農代表坐在主席台，他們坐在下面。這種地位落差，讓許多人內心充滿怨氣。
身份地位的落差，有些人或許還能接受，但對於更多的專家們來說，價值的坍塌更為致命。
你的特長是研究梵語？想繼續研究？
對不起，國家現在需要掃盲教師，請你轉行。
你精通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想建立一個研究所？
對不起，你能不能委屈一下去給夜校的青年工農們教一下數學？
這種舊有知識的貶值，結合社會地位的落差，讓建國初期的知識分子們陷入了千古未有的迷茫無所適從之中。
有幾種典型反應在這個時期出現：
第一種是消極抵抗。以陳寅恪為代表。
他公開表示不宗奉馬列主義，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話聽起來很悲壯，但細究其內容：他晚年巨著《柳如是別傳》，考證明清之際妓女文人的交往細節。
在那個百廢待興、億萬人掙扎在溫飽線的年代，這種研究究竟有多少緊迫性？
陳寅恪的堅守，有多少是學術操守，有多少是心底積攢的怨氣？
恐怕兼而有之。
第二種是表面改造。多數人屬於此類。
他們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下鄉參加土改，寫思想匯報。但內心深處，他們始終覺得自己是屈就。
就像電影《春苗》里的錢濟仁，他可以穿上中山裝，可以說為人民服務，但給農民看病時，那種不經意流露的嫌棄和鄙夷是藏不住的。
第三種則更狡詐，大奸似忠，欺世盜名。
如被開創了新儒家，被為國內最後一位大儒的著名學者梁漱溟。
他的口號很唬人，說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境遇差別如同九天九地，希望新中國對農村施仁政。
但這位大儒所提倡的新儒家是什麼呢？
是把鄉村治理權還鄉紳們，用舊式的儒學思想，鄉村良紳們治理農村，似乎這樣就可以高枕無憂，永享太平，全然忘了在建國前，農民是怎麼被地主豪紳們盤剝的慘狀！
第四種人最可憐，也最悽慘。
如老舍。他真心想擁抱新社會，寫《龍鬚溝》歌頌市政建設。
但被批判時，他有些無法理解：我這麼努力改造了，為什麼還是不被接納？
1966年太平湖的一躍，是一個舊式文人在新時代找不到位置的終極絕望。
用了長達兩千字，近十分鐘的旁白講述了知識分子們在歷史上形象的變遷，以及在建國初期的真實境遇之後，任夏終於把視角從新拉回電影。
「那麼，讓我們現在重新回歸電影視角，來看待剛才的問題。」
「為什麼有些知識分子，會對農民的苦難無動於衷。」
「指示中提及的「老爺衛生部」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是千年士大夫傳統在醫療領域的借屍還魂。」
「電影中展現的那種知識分子形象，不是虛構，也不是一小撮，是代表了占據相當一部分比例的知識分子們。」
「或許有些人心中難以接受，對知識分子們總是帶有一些好人濾鏡。」
「但你如果回顧真正的歷史，就會發現，民國時期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學者，帶回的不僅是知識，還有某種知識貴族的傲慢，他們以大師自居，要求社會尊崇、國家供養，卻往往對人民的疾苦缺乏切膚之痛，對下鄉、與工農結合嗤之以鼻。」
「建國後，雖然經過思想改造，但這種潛意識裡的優越感並未根除。一有機會，就會以保護學術標準、維持科學尊嚴的形式還魂。」
「這才是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們的真面目，也是謝進導演想用這種臉譜化反派傳遞的真正意圖。」
總結完自己前面觀點以及謝進導演在電影中潛藏的問題後，任夏再一次跳出了電影視角，插入了自己的第二個提問：「我們為什麼要對知識分子們進行思想改造，國家和人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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