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張徽絳的道路，比蘭姑更加兇險。
她刺殺霓虹高官失敗之後，身份徹底暴露。
從那一天開始，她的名字出現在霓虹警方的通緝名單上。
曾經，她可以站在街頭演講，可以公開發表文章。
可是後來，她只能躲藏在城市最陰暗的角落。
白天，她藏在普通民宅里。
夜晚，她穿過昏暗的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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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知道下一刻迎接自己的，會不會是特高課的搜捕。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活著看到戰爭結束。
後來在海外華人和地下組織的幫助下，她幾經輾轉，終於逃離霓虹，返回香港，再回到上海。
再次見到蘭姑的時候，兩個人站在黃浦江邊。
那是一個寒冷的冬日，江風從黃浦江上吹過，帶著刺骨的寒意。
遠處，外灘的鐘樓依舊佇立，霓虹燈依舊亮著。
可是她們都知道，這座城市已經不再是曾經那個紙醉金迷的上海。
繁華之下，是戰爭留下的傷痕。
一個準備離開上海，一個準備深入內地。
她們都明白，這一別，或許就是永別。
張徽絳望著江面，許久之後輕聲說道：
「小蘭，你必須走出去。因為你會做生意，你知道怎麼跟人打交道，怎麼建立一條運輸線。你可以把海外的藥品、機器、糧食，送到那些正在流血的人手裡。」
她停頓了一下，然後看著滾滾江水，
「而我能做的，是留下這些文字，讓未來的人知道這個國家曾經經歷過什麼。讓他們知道，在最黑暗的時候，還有多少人沒有低頭。」
那一晚，黃浦江邊，兩個女人喝完了最後一杯酒。
沒有豪言壯語，沒有痛哭，也沒有那些刻意安排的生離死別。
她們只是靜靜坐在那裡，看著這座城市。
因為她們知道，真正的抗戰從來不是某一個人的英雄史詩，而是千千萬萬個普通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方式，堅持到最後。
第二天清晨，張徽絳背起行囊，跟隨著那支龐大的西遷隊伍，踏上了向西的道路。
那是一場大夏近代史上規模空前的民族遷徙。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後，無數工廠開始拆卸機器。
工人們把巨大的設備拆成零件，用木箱裝起來，用肩膀扛，用船運，用馬車拉，向內陸轉移。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上海可以失守，武漢可以失守，但工業的火種不能滅。
她跟隨著那些拆機器的工人，跟隨著背負圖紙的工程師，跟隨著帶著孩子逃難的家庭，一路向西。
從上海到武漢，再到巴州，最後進入南詔。
他們翻越大山，穿過戰區，躲避轟炸，把一個民族最後的工業希望，一點點搬進西南腹地。
那些機器後來成為抗戰時期大夏軍工、民生產業的重要基礎，那些工人也成為沒有穿軍裝的士兵。
一路上，張徽絳不停記錄。
她寫金陵城裡的慘狀，寫長江上漂泊的難民，寫轟炸後的廢墟中依舊傳出的讀書聲，寫那些手掌磨出血、肩膀被機器壓傷卻第二天依舊爬起來繼續工作的工人。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搬運的不是機器，而是一個民族未來的希望。
而就在張徽絳西行的時候，整個大夏也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
1939年，武漢失守之後，大夏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
東部大片土地淪陷，沿海工業盡失，無數人開始懷疑：
這個國家還能堅持多久？
可是，就在所有人認為大夏已經到了極限的時候，無數普通人站了出來。
北方，八路軍在敵後戰場不斷發展。
1939年至1940年間，他們在華北廣大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
1940年，為了打破鬼軍對敵後根據地的封鎖，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
一百多個團，數十萬將士，同時向鬼軍交通線、據點發動攻擊。
鐵路被破壞，據點被拔除，敵後軍民用血肉告訴世界：大夏沒有倒下。
而在南方，無數游擊隊隱藏在山林之間。
他們白天是農民，晚上是戰士。
他們沒有飛機，沒有坦克，甚至沒有足夠的子彈。
可是他們熟悉每一條山路、每一片森林、每一條河流。
他們讓鬼軍明白，占領一座城市並不意味著征服整個大夏。
與此同時，巴州成為抗戰時期大夏的另一顆心臟。
鬼軍飛機一次次轟炸這座山城，防空洞裡孩子哭泣、老人顫抖，青年卻仍然在燈下學習。
有人製造武器，有人研究科學，有人寫文章，有人訓練下一代。
春城也成為那個時代最特殊的地方。
張徽絳最終抵達那裡，站在她面前的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那所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的特殊大學。
這裡沒有漂亮的校園，沒有完整的實驗室，甚至沒有足夠的桌椅。
可是這裡擁有大夏最年輕、最明亮的一批靈魂。
窗外隨時可能響起空襲警報，教室里學生穿著打補丁的衣服，手裡的課本已經破舊發黃，可是他們依舊認真聽課。
因為他們知道，今天學習的東西，或許就是未來重建國家的力量。
而其中有個年輕人叫秦懷瑾，後來他有個女兒叫秦淑儀。
張徽絳站在講台上，看著那些年輕的臉，緩緩說道：
「我今天站在這裡，不是為了教你們如何寫文章。我是希望有一天，當你們老去，你的孩子、你的孫子問你——這個國家最困難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你們可以告訴他們：我們曾經跌入深淵，可是那個時代，有無數普通人，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堅持，為後來的人點亮了一盞燈。」
而就在張徽絳抵達春城的那一年，在遙遠的湘西雪峰山，另一場屬於普通人的戰鬥也即將開始。
那裡沒有巴州的防空警報，沒有上海的十里洋場，沒有春城大學裡的朗朗書聲。
只有連綿的大山、濕冷的雨霧，以及一群被戰爭逼上絕路的人。
一個十六歲的姑娘，帶著兩百多個逃難而來的姐妹，站在雪峰山腳下。
她們手裡握著土造的粗糙手榴彈，身上穿著打滿補丁的衣服。
她們沒有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甚至很多人昨天還只是普通農家女孩。
可是今天她們已經知道，如果她們不站出來，身後的老人、孩子、家園就再也沒有人守護。
她們不知道上海有人送藥，不知道海外有人募捐，不知道南詔有人修路，不知道春城有人講課，更不知道遠方有人用文字記錄這一切。
可是她們知道，自己腳下的土地，需要有人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