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乙的話一結束，溫崇簡當即反駁，說御史台又不會去查緝事都密探的人員，他們只是要求有案件的時候，必須有御史監察人員的介入。
劉小乙直接駁道，別管主動還是被動，御史一介入，那本身就有泄密的風險。
在多人的朝會上，其實很難解決實際問題，就像吵架一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吵到後面，那就是一團糟。
他是開國之君，威望極高，要是陳從進想拆分緝事都，那幾乎就是一句旨意的事。
可這種事若是放到後繼之君，就不提太子，在太子之後的兩三代帝王中，想拆分，估計就不是件簡單的事。
梁朝深諳前唐藩鎮，權宦，後宮的威脅，因此，對這幾個禍國殃民的群體，那是防的死死的。
但陳從進覺得，萬一這些沒起來，後期起來個超級龐大的特務集團，或者說影子帝國，這還真不是杞人憂天，而是真真切切有可能發生的事。
其實，從早期的時候，陳從進就有限制緝事都，既緝事都沒有直接審判官員的權力。
如果事態緊急，有官員要潛逃之類的，緝事都可以及時出手抓捕，但是審案，陳從進不讓緝事都去審。
只是有些時候，制度上總是有漏洞，陳從進只是不讓審官員，並不是說不能審尋常人。
所以，緝事都內部，也有自己的審案機構。
吵架的朝會，很快就散去了，但餘波的發酵，卻沒那麼快平息。
在眾議紛紛下，劉小乙居然主動上書，提議拆編緝事都，但同時，劉小乙強烈要求，不能讓刑部，大理寺，或者是御史台的官員，摻和進來。
在劉小乙的口中，緝事都現在能探查天下不法之事，便在於隱秘，一旦讓其他部門的官員摻和進來，不說能力以及外行領導內行之類的問題。
一旦參與的人多，隱秘不在，那麼探查天下不法之言，也就成了空話，甚至於到後期，都徹底成了無用之部。
陳從進認可了劉小乙的話，在自己爭奪天下的過程中，緝事都功勳卓著，他不可能採取一刀切，直接裁撤或者打散緝事都的事來。
這麼幹，屬於是自廢耳目，立刻就會引發情報斷層。
而劉小乙給的方略是，分割職權，拆分架構，各部的經費獨立審核。
既普通官吏，民間案件，移交御史台核查，御史可以派員覆核案情，立案之後交由州縣，或是大理寺審訊定罪。
宮廷，宗室，高官大案，則奏報皇帝，由皇帝下詔，派御史、刑部官員共同會審。
邊防，軍中將校的軍情，貪腐案，則移交樞密，兵部，或由軍中軍司，軍獄處置。
一句話，緝事都只能告狀，以及臨時抓人的權力，卻沒有單獨審案，特別是單獨判刑，乃至執行判決的權力。
只要沒有執法權，就不可能單獨形成一個暴力特務集團。
同時，還要拆分機構，一分為三，互不統屬，互相牽制
將原來合一的緝事都拆成三個平行衙署，長官品級相同，誰也管不到另外兩家，奏疏皆可以直達皇帝。
設緝事左都，專司內地州縣，官吏貪腐，民間異動偵報。
設緝事右都，督管邊關，藩部，西域，草原的對外斥候，密探，以及通商情報。
設緝事內都，只負責洛陽京師內部巡查，監察內侍，宗室，禁軍，還有京官等等。
三處衙門分開辦公，印信分開，人員名冊分開，經費倉庫分立。
陳從進看完劉小乙的建議後，陷入了沉思，這劉小乙還真是果斷，能在權力在手時，主動進行削權。
這麼幹的好處，就是制衡力太大，任何一司想要獨大，另外兩司可以馬上上奏揭發，很難形成統一的首腦，一張完整的情報網絡。
但同樣的問題，也在於此，那就是資源調度的問題，把情報機構撒到邊疆，西域，甚至是外藩諸國去，那耗費的錢糧肯定比在國內多的多。
而且，國內的緝事都坐探，那還可以開店做生意，可以預見到，一旦這麼拆分，緝事左都肯定是最富的一方。
所以，在具體的細節上，還需在斟酌考量一下，但總體而言，這個方略不錯，確實是能實施的。
當陳從進要拆分緝事都的風聲一傳出，滿朝上下，那真是讚譽聲滿滿，簡直要把陳從進誇成了亘古未有的聖君。
緝事都雖然沒在梁朝境內，掀起什麼大規模的大案，要案，但說實話，群臣對成天有個人陰惻惻的在旁窺視，說心裡頭一點都不慌，那肯定是假話。
現在好了，聖人終於聽到了他們的心聲，要把這個亂世臨時組建的可怕機構，徹底拆分，雖然不知道咋拆的，但不妨礙大夥先夸。
只是，當這份拆分的聖旨下達了，群臣都沉默了，一個變三個，就算職權縮水了，可密查官員的任務，依然沒有取消。
在下詔拆分後，陳從進又編纂《緝事令》，明文寫死幾條鐵規，作為祖制，昭示朝堂。
雖說祖制這玩意，後世之君有用的時候就拿來用，沒用的時候就當看不見，但多多少少，還是能讓後人有所忌憚。
第一，緝事都無證據時，不得擅自傳訊，扣押官，民。
第二，不得插手民政常規政務，既州縣正常理政，緝事都不得隨意插手。
第三，若查實誣告，則反坐其罪。
第四，緝事都大小官吏，不許轉任邊鎮主將等實權軍事崗位，可以轉任的，只有轉入御史台，光祿，地方刺史這類文官。
此事雖然到此暫告一段落，但是緝事都和文臣之間的矛盾，卻開始急劇上升。
在以前的時候，雙方其實還有些默契存在，但經此一事，緝事都雖說被拆分了，但暗地裡對於官員的密查力度，明顯加強了。
緝事左都的指揮使沈良，已經將所有的重心，放在追查全國官員的不法行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