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芷晴的父母在她死後離了婚，父親搬去了外省，母親一個人住在原來的老房子裡，客廳的茶几上至今還擺著女兒大學畢業時拍的那張照片。
蘇念的室友周小雨已經請了半個月的假，輔導員說她每天把自己關在宿舍里不出門，班主任聯繫了學校的心理輔導中心給她安排諮詢。
還有朱明海，他曾經有機會阻止這一切。
如果三年前他拒絕了周海鵬的請求，如果他看到方芷晴活著走進他的店裡卻沒有活著走出去之後報了警，蘇念今天應該還坐在義安師範學院的教室里，為期末考試做著最後的複習。
但人生沒有如果，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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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結案報告合上，看向窗外。
陽光正照在義安的街道上，街邊的梧桐樹已經抽出了新葉，綠油油的，在微風裡輕輕晃動。
這座城市在這一年裡經歷了太多——沈望山的黑社會帝國，顧長河的保護傘網絡，青石鋪後山那些被埋在石板下的白骨，石橋百姓喝了十幾年的污染水，還有這兩個被病態占有欲奪走了生命的女孩。
每一件事都像是一道傷疤，刻在城市的身體上，也刻在每一個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人心裡。
有些傷疤會隨著時間慢慢癒合，變成一道淺淡的印子；有些傷疤則會一直隱隱作痛，提醒著人們曾經發生過什麼。
江若嵐站起來，拿起警帽。
她要去一趟蘇念家。
之前蘇念的父母來市局認屍的時候，她跟他們承諾過，一定會親手抓住兇手。
現在兇手到案了，她要去兌現這個承諾。
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忽然停下腳步，側過頭看著陸錚：
「對了，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問你。你還記不記得半年前沈望山剛倒台那會兒，我讓你做過一次全市舊案篩查？當時篩查的標準是什麼？」
陸錚愣了一下，不明白她為什麼突然問這個。
「記得。涉黑涉惡、有案不立、立而不偵、偵而不結的，全篩了一遍，一共篩出來三百多件積案。」
「三百多件積案，我們破了多少？」
「到現在的話，應該破了兩百出頭。剩下的一百來件，要麼是證據滅失太嚴重，要麼是被害人和證人都找不到了，推進起來很困難。」
江若嵐把警帽戴正，拉開門。
走廊里陽光正好，照得地面上的瓷磚泛著一層暖色的光。
她站在那片陽光里，回頭看了陸錚一眼，目光里有一種從來到義安第一天起就沒有變過的東西：
「那些破不了的案子，每一件都要留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說清楚為什麼破不了、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誰該負責。
這些報告，就是這座城市的病歷。總有一天，會有人拿著這本病歷，把剩下的事情做完。」
說完她轉身走進了走廊的陽光里，皮鞋踩在瓷磚上，發出清脆而堅定的聲響。
那聲音在安靜的樓道里迴蕩著，像是一面永不停歇的鼓。
江若嵐在義安待到第二年冬天的時候，迎來了她在這個崗位上的第二個春節。
去年春節她是在省城過的，確切地說是在省廳的專案組會議室里過的——沈望山案的一審判決書剛下來，上訴材料的整理工作緊跟在後面，除夕夜她和周沛一人捧著一碗泡麵，在堆成山的案卷中間碰了一下紙杯，就算過年了。
今年周沛提前一周就給她打了電話，說無論如何得回省城一趟，廳領導要聽她當面匯報義安市局全年工作情況，順便讓她回家吃頓餃子。
她嘴上答應了，轉頭又鑽進了一堆新的案卷里，直到臘月二十八那天下午，陸錚敲開她辦公室的門，把一張機票放在她桌上。
「江局長，這是明天下午飛省城的機票。周總隊特意讓我盯著你，說你每年都拖到最後一刻才走，今年不能再讓你開車回去了——上個月你開車回省城開會，在高速上追尾了一輛貨車，你忘了？」
陸錚說話的時候板著臉，但嘴角壓不住笑意。
那次追尾其實不嚴重，只是保險槓撞裂了，但江若嵐從駕駛座上下來的第一反應不是看車，而是把隨身帶的案卷從副駕駛上撈出來確認有沒有散落，貨車司機在旁邊看得一臉茫然。
這件事在義安市局傳了好幾天，成了民警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咱們局長，命可以不要，案卷不能丟。
江若嵐看了他一眼，把機票收進抽屜里：
「行了，這次我坐飛機。你跟趙銳看好家，春節期間治安巡邏的排班表我批過了，重點區域加了三個執勤點，城東那片拆遷區要特別注意。還有，蘇念案結案後她父母那邊——」
「已經安排人去看過了。」
陸錚接過話頭，「昨天趙銳帶了兩袋米一桶油去的，陪蘇念她爸下了兩盤棋。
老人家狀態比前幾個月好多了，說過了年想去雲南走走，散散心。蘇念的室友周小雨也放假回來了，去蘇家幫忙打掃了院子。」
江若嵐沉默了一會兒，點了點頭。
蘇念案從發案到全部嫌疑人落網，用了不到一個月，但案件對兩個家庭的傷害要用整個餘生來消化。
她知道有些傷口無論怎麼縫都會留下疤，而警察的工作就是把製造傷疤的人繩之以法，剩下的癒合只能交給時間。
第二天下午，她登上了飛往省城的航班。
飛機穿過雲層的時候，她靠在舷窗邊往下看，義安這座城市的輪廓在冬日的薄霧裡漸漸縮小，最後變成灰色大地上的一塊不起眼的拼圖。
她來義安快兩年了，和剛到的時候相比，這座城市的變化是看得見的——街上的路燈換了一批新的，城東那片沈望山時代留下的爛尾樓終於開始動工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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