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男人乍一看就是丁海本人——同樣的蒼白瘦削，同樣的陰鬱眼神，同樣的緊緊抿著的嘴角。
但她仔細看了幾秒之後發現了細微的差別：這個人的顴骨比丁海略高一點，下巴比丁海略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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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丁海三年前的入職照片和這張去年拍的盤查照片放在一起對比，能清楚地看到一個詭異的事實——不是丁海在模仿周海鵬，而是周海鵬在模仿丁海。
他在有意改變自己的外貌，讓自己看起來更像那個已經人間蒸發了三年的室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江若嵐問。
「這就涉及到兩個人真正的身份問題了。
畢節警方去年盤查的時候錄了指紋，那張照片上的『周海鵬』確實不是真正的周海鵬，可也不是丁海——他的指紋和丁海在義安被行政拘留時留下的指紋對不上。
也就是說，當時在貴州礦區被盤查的這個男人，既不是丁海，也不是周海鵬，是第三個人。這個人的身份目前還在查。」
周沛的聲音越來越凝重，「我調了三個人的時間線做了交叉比對，發現了一個非常古怪的規律：
三年前方芷晴被殺，丁海消失，周海鵬也消失了。之後三年裡，丁海的名字再也沒有出現過，但周海鵬的名字在貴州、雲南、四川三個省交替出現，每次出現都是在偏遠的礦區和小縣城，每次登記的身份都是周海鵬，但照片上的人卻一直在變。
我目前梳理出至少三個人在共用『周海鵬』這個身份——丁海、真正的周海鵬，還有一個身份未知的第三人。
這已經不是一個人冒用另一個人身份的問題了，而是一個小團體在輪流使用同一個『殼』。」
江若嵐握著手機，沉默了好幾秒。
她想起丁海在筆錄里寫的那句話——「老闆罵我，說我是沒爹養的野種。我要讓他知道野種也不好惹。」
一個從小被繼父罵「拖油瓶」、在學校被同學孤立、在社會上被老闆羞辱的人，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了一套扭曲的防禦機制——他恨這個世界，恨所有看不起他的人，但同時他又渴望被認可、被尊重、被愛。
當他在新州隆盛貿易公司遇到了同宿舍的周海鵬——一個同樣有前科、同樣在社會底層掙扎、同樣對生活充滿怨恨的年輕人——兩個人可能會產生一種危險的「共鳴」。
而那個身份未知的第三人，很可能就是這個病態小團體的第三個成員。
「周沛，你繼續查那個第三人，把他的真實身份挖出來。我這邊先去新州，重新調查方芷晴案的原始卷宗和物證。
三年前那個案子被新州警方草草掛起來了，很多線索根本沒查到底。如果當年他們認真追查丁海和周海鵬這條線，蘇念可能就不會死。」
江若嵐的聲音裡帶上了一絲鋒利而克制的冷意。
江若嵐抵達新州的時候，天已經黑透了。
新州市公安局的辦公樓燈火通明，刑偵支隊的人被她一個電話從被窩裡拎了出來，在三樓會議室里擺開了方芷晴案的全部原始卷宗。
三年前的案卷裝滿了兩個紙箱，封面上落了一層薄灰。
新州市局刑偵支隊長姓賀，四十多歲，方臉濃眉，說話帶著一股乾脆利落的軍人氣。
他站在會議室門口，看著江若嵐把紙箱裡的卷宗一份一份地往外拿，臉上的表情很複雜。
「江局長，這個案子是我接手新州刑偵之後翻舊案時標記過的。當時的辦案民警今年年初已經退休了，主辦偵查員前年調去了交警，卷宗里的走訪記錄確實做得糙。」
賀支隊長沒有推卸責任，話說得很直，「方芷晴的父母為這個事跑了好幾趟市局，每一次都是我在接待，但我能給他們的只有一句『還在查』。三年了，我一直覺得欠他們一個交代。」
江若嵐從紙箱裡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卷宗，翻開第一頁就是方芷晴的照片。
照片上的女孩圓臉杏眼，笑起來嘴角有兩個淺淺的梨渦，穿著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衫，站在公司門口的石階上，陽光照在她臉上，整個人乾淨得像一張白紙。
她死於二十四歲，死在一棟爛尾樓的九樓，頭上被套了一個塑膠袋，嘴唇上留著半枚不屬於她的口紅印。
「當年勘查現場的技術員還在嗎？」江若嵐問。
「在。老周，周國棟，幹了二十多年的現場勘查，明年就要退休了。我讓人去叫他了。」
老周來的時候還穿著拖鞋，顯然是剛從家裡趕過來的。
他是個矮胖的中年人，頭頂的頭髮已經掉得差不多了，只剩一圈稀疏的灰白捲髮圍在後腦勺上。
但那雙眼睛很銳利，說話中氣十足，一進門就說：
「方芷晴的案子，我當年就跟辦案的人說過，這個兇手不簡單。現場處理得太乾淨了，除了那枚口紅印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有價值的物證。
但當時帶隊的孫正陽說我想多了，說這就是一起普通的搶劫殺人未遂轉化成的命案。」
江若嵐抬起頭：
「搶劫殺人未遂？死者身上的財物完好無損，手機錢包都在，他憑什麼定性為搶劫？」
老周冷笑了一聲，坐在椅子上翹起腿，語氣裡帶著三年來沒散盡的不甘心：
「因為定性為搶劫殺人，就可以按普通命案走流程——查一陣查不出來就掛起來，不占考核指標，不影響破案率。
要是定性為連環殺人或者變態殺人，那就要上報省廳，成立專案組，限期破案。
孫正陽當時正在運作調省廳的事，不想在這個節骨眼上給自己加擔子。
我在現場跟他說過，死者的嘴唇上有不明來源的口紅印，這個標記說明兇手有特殊的犯罪心理動機，很可能是系列作案。他不聽。他說我是搞技術的，不懂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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