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昔到王主任辦公室的時候，閣委會信訪小組的人已經喝完了一杯茶水。
「主任，三位同志。」林昔敲門進屋。
信訪小組帶頭的是一位姓錢的同志，看了眼林昔，說：「林昔同志你好，我們市里收到了一封關於你的舉報信，所以按流程過來調查一下。」
這態度，跟田志國描述的完全不一樣。
林昔眉頭微微一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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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姓錢的同志以為她是被自己的話嚇到了。
他都夠溫和了，這也不行？
連忙補救道：「林同志，你不用緊張害怕，我們知道你是軍人家屬，所以組織上並沒有對你有任何的懷疑，只是例行調查，走個流程。」
「好的。」林昔點頭。
把人團長媳婦帶走問話，傳出去不合適。
錢組長直接徵用了王主任的辦公室。
「第一個問題，我們收到的舉報信上說，你有很多古書古籍的收藏，還有一顆價值高昂的中藥，麻煩你解釋一下這些東西都是從什麼渠道獲得的。」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的法制體系受到嚴重衝擊，並不存在像後世，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樣明確、統一的法律標準。
這個時期擁有「巨額財產」本身並不直接對應一個法定的罪名，而是高度依賴於財產的來源、持有者的身份以及當下複雜的政治運動背景。
但通常，家裡財產金額巨大，都會被成三種罪：
一種是「反革命罪」。這是這個時期最嚴重的政治罪名。
如果財產來源被懷疑與「舊社會」背景、反動勢力有關，或持有者被認定為「階級敵人」，這些財產就會被視作「反革命活動」的資本和證據。
一種是「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罪。
1970年開展的「一打三反」運動，重點打擊的就是這個罪名。
如果不能解釋清楚巨額財產來源，極易被判定為運動對象，扣上「貪污犯」或「投機倒把分子」的帽子。
還有一種，就是「貪污罪」。
蕭家身份特殊，加上蕭經聞自己等級也較高，所以林昔手裡有巨額財產，很容易就會被認定為利用職權貪污所得，以「貪污罪」論處。
無論哪一條，都是林昔承受不起的罪名。
吳長安這步棋確實走得挺狠。
林昔斂了斂眸子，回答道：「繼承遺產。」
說完，她抬手，把自己一路拎進門的布兜放到辦公桌上，遞給三位同志。
幸好那些古書古籍和姥姥留下的財產都被她隨手收到了空間裡，拿出來也方便。
林昔示意三位同志打開布兜。
「三位同志，我想，舉報信里說的價值高昂的古書古籍應該指的就是這幾本。」
錢組長拿過面上的一本書，看了眼書封。
《氾勝之書》
不是農學出身，他並不知道書里是什麼內容，於是往後翻了幾頁。
王主任在一旁幫著解釋：「錢同志，你手裡的那本，和剩下的四本：《齊民要術》、《陳敷農書》、《王禎農書》、《農政全書》被稱為五大農書，都是搞學農研究用的，沒有反政治言論，我能擔保。」
錢組長又快速閱覽了幾頁，發現確實如王主任所說，書里寫滿了晦澀難懂的專業詞。
這才把書放下。
回歸主題：「繼承遺產？我們來之前調查過，聽說林家在民國時期是很有名的富商。」
「所以這些錢是祖上留下的？」
懷璧其罪的道理，林昔懂，她連忙糾正信訪小組的說辭。
「錢組長，可沒有錢吶！」
「我姥姥留給我的只有這些古書籍和幾味藥材。」
這就涉及到舉報信里的吳長安舉報的另一點了。
錢組長問：「既然沒有留下錢財，那你存摺上的那七千塊錢是怎麼回事？」
異地取款，流程層層審批，公開透明，不用特意查，銀行那頭都會主動給閣委會提供證據。
「那個錢是我的嫁妝和彩禮。」
「嫁妝和彩禮？」
三位信訪人員同時驚訝出聲。
條件再好的家庭，結婚不過也就是準備個三大件。
三大件五百足夠了。
七千和五百，這兩個數字差的也太離譜了。
看出大家的驚訝，林昔說：「如果不信的話，你們可以一筆一筆的查。」
她隨後，從兜里摸出一本存摺。
「這是我存摺里所有的錢。每一筆都可以查清楚來源。」
錢組長接過存摺，翻開。
這時期，存摺還是手寫蓋章的，取一筆，記錄一筆。
最近一筆取款支出七千元，後面跟著兩個特批的公章。
現在存摺里剩餘九千二百塊錢。
林昔說：「這張卡里當初一共有一萬六千二百塊錢。其中三千，是我公婆多年積蓄，心疼我來藏區補貼給我的，另外一萬萬千二百塊，是蕭經聞的工資。」
「他來藏區駐軍，十二年的津貼都在這，他今年的津貼是112塊，之前的津貼可以去部隊核實。」
從林昔說出「蕭經聞十二年津貼都在這」的那一刻開始，這筆錢就不需要核實了。
一個副團級幹部，十年的津貼，一萬多真不多。
蕭經聞立過多少功，他們都是知道的！
如果連革命軍人都不相信，那才是真正寒了邊防戰士們的心。
「不用不用。」錢組長說，「只是例行詢問。」
因為對軍人的敬畏，他說話語調又溫和幾分。
「那收入來源我們清楚了，只是這幾本書……」
文革時期，書籍類的東西都比較敏感，錢組長的意思是要把書帶回去核實。
畢竟遺產這件事無憑無據的，不好解釋。
「書我也能交代清楚來源。」林昔打斷錢組長的話。
抬手，拿起一摞書里最下面的一本，翻開。
然後在所有人目光注視下，緩緩拿出一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