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春天來的時候，街道上多了很多標語。
紅紙黑字，貼滿了牆根和電線桿。
字跡有大有小，有的寫得端正，有的潦草得像是急著貼上去的。
趙衛東每天早上經過菜市口去合作社的時候，都能看見新貼的標語。
前一天貼的還沒有被撕掉，後一天又蓋了一層上去，層層疊疊的，像牆面上正在緩慢生長著新的皮膚。
街道辦組織了好幾次學習會，趙衛東每次都會到。
他坐在後排靠窗的位置，面前攤著一本筆記本，偶爾記兩筆。
發言的時候會站起來說幾句，說的大多是跟合作社經營有關的事。
物資供應、物價穩定、員工管理。
有人讓他談談對「整風運動」的看法，他想了一下，說了一句「黨號召大家提意見，是好事。
但提意見要實事求是，不能捕風捉影」。
他的話在當時的討論里顯得很平常，在記在本子上的時候就變成了一行需要被單獨存放的字。
會後整理會議記錄的時候，這句話被原樣抄進了紀要里。
散會之後方姐在走廊里叫住了他。
她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幹部服，袖口卷著，手裡拿著一隻搪瓷缸，站在走廊盡頭的窗邊，日光從窗外照進來，把她半張臉照得發白。
「衛東，你剛才說的那句話。」
趙衛東在她旁邊站住，「哪一句？」
方姐把搪瓷缸擱在窗台上，「提意見要實事求是，不能捕風捉影。」
她轉過身子看著他，「話本身沒有錯，但現在的形勢，有些話說早了不合適。」
趙衛東靠在窗台上，日光落在他的手背上。
「我只是說了一句實話。」
方姐把搪瓷缸端起來喝了一口水，沒有看他，看著窗外那棵正在抽新葉的梧桐樹。
「實話有時候比謊話更需要挑時候說。」
她把搪瓷缸擱回窗台上，「你注意一下政治立場。」
趙衛東站了一會兒，點了下頭。
「我知道了。」
方姐沒有再說什麼，端起搪瓷缸走了，腳步聲在走廊里響了幾步又遠去了。
那段時間何雨柱也從食堂帶回來一些消息。
有一天傍晚他蹲在灶房門口剝蒜，跟趙衛東說：「趙哥，廠里揪出來好幾個右派，有一個是技術員，平時話也不多。
我聽人說，是因為在小組會上說了一句『領導不懂技術』，就被貼了大字報。」
趙衛東正蹲在台階上擇豆角，手裡的豆角沒有停。
「你怎麼看？」
何雨柱把手裡的蒜瓣擱進碗裡，「我覺得那個人挺冤的。」
趙衛東把擇好的豆角攏進盆里，「冤不冤的，上面說了算。」
何雨柱沒有再說話了，繼續剝下一顆蒜。
剝完之後站起來把碗端進灶房，路過門檻的時候停了一下，「趙哥，你不會有事的吧？」
趙衛東站起來，把盆端到水槽邊，「我沒事，你放心。」
許大茂在那段時間裡精神頭格外好。
趙衛東有好幾次在胡同里碰見他，他走路的時候步子邁得比平時大，像腳下的路忽然間鋪了一層他看得見而別人還看不見的磚。
臉也比以前白了一些。
有一回傍晚他從菜市口方向走回來，腋下夾著一卷紅紙，正遇上趙衛東在合作社門口收招牌。
他把紅紙換了個手夾著，站住了，嘴角翹了一下，「趙委員，最近挺忙吧？」
趙衛東把招牌靠牆放好，「還行。」
許大茂拍了拍腋下的紙卷，「我最近在協助街道辦做宣傳工作。
上面交代的事，總要有人干。」
他說話的語氣有一種剛被嶄新包裝過的鄭重，像是一支筆剛剛被灌滿了墨水，正在物色第一張可以落筆的紙。
趙衛東靠在牆根上，看了他一眼，把他腋下那捲紅紙的邊角看了一眼。
「那就好好干。」
許大茂點了一下頭，像是已經等到了他想聽的那句話，轉身走了。
他走路的時候背挺得很直，腋下的紅紙卷隨著他的步伐輕微晃動，像一面正在被摺疊的旗。
後來趙衛東聽易中海說起過——許大茂在那段時間寫了好幾封「反映材料」，其中有兩封被上級採納了，那兩個人被調離了原崗位。
易中海說這事的時候聲音很低，像是怕隔牆有耳。
趙衛東聽完之後沉默了很長時間，最後只說了句「行了，我知道了」。
那天晚上趙衛東坐在堂屋裡，沒有點燈。
他想起方姐在走廊里說的那句話——有些話說早了不合適。
他想起許大茂腋下夾著的那捲紅紙，想起何雨柱蹲在灶房門口說「我覺得那個人挺冤的」，想起自己那天在會議上說的那句「不能捕風捉影」。
他伸手碰了一下桌上那盞煤油燈的燈罩，指尖觸到玻璃的涼意，像是在觸摸一段被時間冷卻下來的聲音。
那個聲音落定之後，沒有碎，但也沒有被任何人接住，它只是停在那個位置，等著被重新拾起或者徹底遺忘。
林婉清從西廂端了半碗熱水進來，擱在他手邊。
「你今天回來之後，一直沒怎麼說話。」
趙衛東端起熱水喝了一口，「在想些事。」
林婉清在桌對面坐下來，「想什麼？」
趙衛東把碗擱回桌上，「想一個我管不了，但得看著的事。」
林婉清沒有再問，站起來走到窗邊把窗戶關上了一扇，夜風被擋在窗外，屋裡安靜下來。
她轉身走回西廂的時候，在門口停了一步，沒有回頭。
「衛東，」她說，「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
別的你管不了，也管不完。」
趙衛東坐在黑暗裡，聽著她的腳步聲穿過院子，在西廂門口響了一聲，又輕又短。
他端起那碗已經放涼了的水又喝了一口，然後站起來，把空碗擱在灶台邊上，轉身進了堂屋，把門帶上了。
月光從窗縫裡透進來一線，落在桌面上，窄窄的，像一條還在等待天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