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
奧馬爾是第二次來波斯了。
第一次是1975年底，碰了一鼻子灰，回來的飛機上他說，第一次談判從來不是為了成功，是為了讓對方知道我是認真的，埃維利亞在旁邊，把那句話聽完，沒有接，就是在那裡，把那句話讓它在空氣里待著。
兩年，他在那兩年裡做了幾件事。
他寫了一篇論文，不是公開發表的那種，是那種他寫完、讓埃維利亞挑出來她覺得對的那些人看的那種，論文的題目是關於伊斯蘭世界內部分歧的神學根源與現代和解路徑，寫了大概兩萬字，他花了四個月寫，寫的過程里翻了很多他以前讀過但沒有細讀的東西，把那些東西細讀過，寫完，讓埃維利亞找了一個在開羅的學者看，那個學者看完來了一封信，信里說了兩件事，一件是他不同意論文裡某兩個地方的論斷，說了為什麼，另一件是他認識德黑蘭一個神學院的學者，如果奧馬爾去德黑蘭，這個人值得見一下。
那封信，奧馬爾把那兩件事都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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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他通過那個開羅學者牽線，在德黑蘭的行程里加了個會面，那個會面不在官方議程里，是一個額外的，兩個人在一個普通的地方，喝茶，談。
這次，他同時去利雅得和德黑蘭，和上次一樣，但順序換了，上次先去德黑蘭，這次先去利雅得，不是戰略調整，是日程安排，利雅得那邊的檔期，他們給的是這個順序。
利雅得，十月初，那種中東秋天的天，不熱了，但還沒有冷，是那種舒服的溫度。
費薩爾王子沒有來，上次接待他的那個王子這次不在，來接待的是另一個人，是宗教事務委員會的一個成員，叫蘇萊曼，五十出頭，戴眼鏡，說話的方式是那種把話說得很仔細的方式，每一句話說完都要停一下，是那種在停頓里做確認的習慣。
他們在一個院子裡坐下來，院子裡有橙樹，橙樹的葉子在那個秋天的光里是很深的綠，果子還是青的，沒有熟，掛在那些葉子裡。
蘇萊曼說了一段，關於金沙國對伊斯蘭世界和解議題的原則立場，每一句話都是可以引用的那種說法，沒有一句是他自己的判斷，都是「我們的立場是「開頭的。
奧馬爾把那段話聽完，「蘇萊曼先生，」他說，「我不是來聽立場聲明的，上次費薩爾王子也給了我一份立場聲明，我這次來，是想知道你們這邊，有沒有一個人，他是真的在想這件事，不是在代表立場，是在真正思考伊斯蘭世界內部那道溝要怎麼彌合，那樣的人，我想和他談。」
蘇萊曼摘下眼鏡，擦了擦，重新戴上，「這是一個很直接的問題，」他說。
「是，」奧馬爾說，「因為繞彎用不了這件事。」
蘇萊曼在那裡，把奧馬爾看了看。先是用職業的眼光把他放進框架里評估了一遍，然後把這個框架收起來，重新看了一遍這個人本身，然後他把視線移開，「有這樣的人，」他說，「但他不在這棟樓里。」
「能見嗎，」奧馬爾說。
「我去問，」蘇萊曼說，「你今晚在利雅得，明天早上，如果他願意，我來告訴你。」
奧馬爾點了頭。
第二天早上，蘇萊曼來了，帶了個名字，說那個人今天下午可以見，地點在老城那邊的一個清真寺旁邊的一間屋子，不是正式的，就是兩個人坐著說話。蘇萊曼在傳話的時候，表情是那種他自己也不完全確定這件事會有什麼結果的表情，他把這個安排告訴奧馬爾，然後說了一句：「那個人，不喜歡官方場合，他答應見你，是因為他想見你，不是因為上面安排他見你。」
奧馬爾把那句話記住了，「謝謝，」他說，「這個區別，很重要。」
蘇萊曼點了頭，走了。
他去了。
那個人叫阿卜杜拉·本·薩爾曼，六十多歲，在金沙國的宗教系統里做了很多年學問，不是那種有很多公開發言的人，是那種在清真寺旁邊那間屋子裡翻書的那種人，他的書架，奧馬爾進去的時候往那個書架掃了一眼，書很多，是那種被真的翻過很多次的書，有的書脊是破的，有的書里夾著紙條，那種紙條的密度，是他一直在讀的樣子。
他們談了將近兩個小時。
那個老人先問了他一個問題：「你認為那道溝，是什麼時候最深的。」
奧馬爾想了想，「不是一個時間點，」他說，「是每次一邊用宗教理由給政治動作背書的時候，那道溝就深一點，不是教義造成的，是把教義當工具的那些人造成的。」
那個老人把這個回答想了想，「這個說法，」他說，「你說的是真實的，但你說完之後，我問你：誰來定義哪些是工具、哪些是真正的信仰？」
那是個他沒有立刻答得出來的問題，他沉了一下，「這件事，」他最後說，「我認為只有每個相信它的人自己能定義，不能從外部裁判，問題是，兩邊都這麼認為，都認為自己是真實的，對方是工具，這件事，用爭論解決不了。」
「所以，」那個老人說，「你來做這件事，你繞開爭論，你想走哪條路。」
「我不知道，」奧馬爾說，「我現在只知道爭論那條路不通，所以我來，我坐下，我談，我看有沒有另一條路，不是我一個人找，是我來找願意一起找的人。」
那個老人點了頭，「你說了件真實的事，」他說，「這件事，需要的不只是找路，是讓那邊的人也相信有路可找，這是更難的部分，你做到那一步，我們談下一步。」
「下次來，」奧馬爾說，「還來這裡。」
「來，」那個老人說，「我在。」，那不是接待，也不是在說立場。那是真正的談——兩個人從不同的方向，相向而談。有時候不同意，有時候對方的一句話讓他停下來想一下，有時候他說的一句話讓那個老人的手在書上停了。
最後，那個老人問了他一個問題，「你做這件事，」他說，「你的目的是利比亞，還是這件事本身。」
「兩個都是，」奧馬爾說，他說，「我不騙你說只是這件事本身，利比亞是我做這件事的出發點，但這件事如果做成，受益的不只是利比亞，那個更大的受益，我認為是真實的，不是說說的。」
那個老人想了想，「誠實，」他說，「誠實比只說正確答案好，」他把手放到那本書上，「那件事做成了，你覺得需要多少年。」
「我不知道，」奧馬爾說，「但我活著的時候我會一直做。」
「這件事，」那個老人說，「需要的不是一直做，是每次來，都往前一步，哪怕只有一寸，你上次來，往前了多少。」
「我不知道，」奧馬爾說，「今天之前，我覺得我上次沒有往前，今天這兩個小時，我覺得上次可能往前了，但我當時沒有看見。」
那個老人點了頭，沒有再說這件事。
他們談到天快黑，奧馬爾站起來告辭，走到門口，那個老人送到門邊，「下次來，」他說，「還來這裡。」
「好，」奧馬爾說。
他走出那間屋子，外面，老城的街道在快黑的光里，石頭的街道，窄，有人，有聲音，他在那條街道上走，往住的地方走。
德黑蘭，比利雅得晚了四天。
上次去德黑蘭見的那個霍加斯塔，這次沒有見，那個人的位置變了，不在那個職位上了，來接待的是另一個人，是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一個成員，那時候革命還沒有爆發，伊朗還是巴列維王朝，但革命委員會已經在運作，在水面下，是那種你如果不知道就看不見、但如果知道就能感覺到它在的那種。
那個接待的人，奧馬爾和他談了一個小時，那一個小時的感覺，和兩年前德黑蘭的那次相似，還是那個篩子，還是那種你說的話通不過那個篩子的感覺，但有一個地方不同——在那一個小時快結束的時候，那個接待的人提到了另外一個名字，說如果奧馬爾感興趣，明天有一個年輕學者，他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場，但他在研究一個和今天談的議題相關的問題，如果奧馬爾有時間，可以見一下。
那個名字，叫穆罕默德·海什米。
奧馬爾見了他。
那個人，三十出頭，戴著一頂黑帽，說話的方式是那種讀了很多書、但還沒有被某一個框架完全裝進去的說話方式，有時候他說的話里有他自己的那個東西，不是在說立場，是在說他自己想明白了的某一件事。
他們談了大概四十分鐘，結束之前，那個年輕學者說了一句。
他說：「遜尼和什葉的分歧，從來不是法學上的，是歷史的，是誰在歷史上更受苦的那個問題，不是誰的教義更正確，是誰的創傷更深，這件事，如果你從法學上入手，永遠進不去，只有先承認那個創傷是真實的，才有後來的任何一步。」
奧馬爾在那裡，把那句話聽完，沒有立刻接，在那裡停了幾秒，然後說：「這句話，你在哪裡想到的。」
那個年輕學者說了地方，是德黑蘭郊外一個舊的圖書館，他說他在那裡待了三個月，是為了查一件很具體的事，查的過程里想到了這個。
奧馬爾把那句話接住，「我把這句話帶回去，」他說，「想完了，下次來，我們再談。」
那個年輕學者點了頭。
奧馬爾走出那個房間，走廊里，埃維利亞在旁邊，他沒有說話，埃維利亞也沒有問，就是跟著，往外走。
飛機上，往的黎波里走，夜裡，那個機艙里，埃維利亞在旁邊看文件，他靠在椅背上，把今天那句話放著，他不打算現在想完，讓它在那裡，放著，等某一天它到它該到的地方。
那個年輕學者，穆罕默德·海什米，他記住了這個名字。
「這次，」埃維利亞把文件放下，沒有抬頭，「比上次好。」
「嗯，」奧馬爾說，「近了兩寸。」
「兩寸，」埃維利亞說，「這件事要用多少年。」
「不知道，」他說，「活著的時候一直做，做到的那裡，就是那裡。」
埃維利亞沒有再說話，把那份文件重新拿起來，繼續看。
機艙外，黑的，地中海在下面，看不見，就是黑，飛機在黑里往前飛，往的黎波里，往舊辦公室，往那張桌子，往那些還沒有做完的事，往那兩寸之後的下一步。
回到的黎波里是第五天。
那天晚上，他在舊辦公室里，把這件事在紙上寫了幾行——兩個人，不認識，在不同的城市，從不同的方向，說了同一件事的兩個面。寫完，折起來，放進抽屜。
德黑蘭郊外，舊圖書館，穆罕默德·海什米，還沒有走完的那條線，線沒有斷。